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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古代笔记的研究颇有如火如荼之势, 仅相关的笔记史着作就出现了多部, 如陈文新的《中国笔记小说史》、吴礼泉的《中国笔记小说史》、苗壮的《笔记小说史》、郑宪春的《中国笔记文史》等。然而关于笔记的定义, 却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而笔记概念的界定又与古代散文、古代小说等概念的辨析纠缠在一起, 使得这一问题的探讨大有治丝而棼之势。针对这一现状, 陶敏与刘再华在《“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中对诸多观点加以分类探讨, 并进而提出了“着述体式”一说:“‘笔记’一词应当有两层含义, 即作为着述体式的笔记和作为文体的笔记……将着作体式和文体区别开来, 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2“笔记作为一种着述体式”这一观点的提出, 为学界进一步厘清笔记定义开辟了一条新路, 然而笔记的着述体式到底是什么?笔记的着述体式与论着的着述体式二者又有什么差别?二人在文中并未给出有力的回答。实际上, 着述体式的研究, 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笔记文本的外在表现形式, 因为一套书写规则与排列方式的建立, 往往植根于记录者所使用的记录载体、储存工具之中, 且与作者记录时的精神状态紧密相连。故而对笔记的着述方式进行探索, 便成了笔记这一着述体式得以从根本上加以解释的前提。
在对笔记着述体式的探讨中, 明万历时期的笔记有着较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首先, 万历时期没有私史之禁, 朝廷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言论控制相对较为宽松, 这就为笔记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诚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言:“万历中, 天子荡然无讳, 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 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 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 以是野史日盛, 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3 (P114-115) 加之当时印刷出版业极为发达, 书坊刊刻盛行一时, 笔记、文集等易于付梓并广泛流播, 这也导致了万历笔记的数量较之他朝更为宏富, 保存也更加完整。尤为重要的是, 相较于前代笔记, 万历笔记的作者开始在笔记的序跋中对笔记着述所使用的记录载体、储存工具、着述方式等展开了更为详悉的讨论与描述, 这些记载无疑有利于我们对笔记的着述方式加以细致归纳与深入探讨, 并由此发掘出着述方式对着述体式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一、明万历笔记的记录工具
在明万历笔记中, 较常为作者提及的记录载体为“赫蹏”。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其它有所闻见, 偶书之赫蹏”。4 (P4) 王世懋《闽部疏》“从舆人问及轺车所经见, 辄记赫蹏上”。5 (P675) 顾起元作《客座赘语》, 命侍者将听来的掌故笔诸“赫蹏”, 焦竑“每披书当赏会与夫自有所见, 欲以阐幽正词者, 辄手裂赫蹏, 细书而贮之”。6 (P180) 除此以外, 朱孟震的《汾上续谈》、陈禹谟的《说颐》、顾起元的《壶天吷语》、陈汝锜的《甘露园长短书》等着作也是以赫蹏为记录载体而写成的。
“赫蹏”一词, 目前所见最早出处为《汉书·孝成赵皇后》:“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 赫蹏书, 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 不可复入。女自知之!’。”孟康曰:“蹏, 犹地也, 染纸素令赤而书之, 若今黄纸也。”应劭曰:“赫蹏, 薄小纸也。”颜师古认为“孟说非也”。7 (P3991-3992) 而宋人赵彦卫则在《云麓漫钞》中说:“《赵后传》所谓‘赫蹏’者, 注云‘薄小纸’, 然其实亦缣帛。”8 (P95-96) 因此, 赫蹏原意当指用以书写的小幅绢帛。蔡伦造纸以后, 赫蹏亦常用作“小纸片”的代称, 但其质地已与西汉时有所不同。到了明代, 大部分人所言的“赫蹏”事实上就是指“片纸”, 而跟赤色、绢帛已无太大关联, 如方弘静就曾言:“赫蹏, 染纸素令赤而书之曰‘赫蹏书’, 今概谓纸为赫蹏, 于赫义无取矣。”9 (P297) 故而, 施显卿归老读书, “遇事之奇异者, 必以片纸录之”。10 (P2) 陈祖念为备遗忘, “乃时取片纸书所论说, 投之箧中”。11 (P304) 薛冈《天爵堂笔馀》将耳目见闻“以条纸笔而箧之”。12 (P1) 事实上都可与赫蹏归于一类。
另外, 较多为人提及的记录载体还有“片楮”:伍袁萃《林居漫录》:“或有所追忆于昔, 或有所感慨于今, 辄拾片楮, 漫然录之。”13 (P5) 胡应麟《史书占毕》:“占毕之暇, 有慨于心, 辄书片楮投箧中。”14 (P166)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会解颐处, 则以片楮录之。”15 (P384) “楮”字本义为楮树, 叶似桑, 陆玑为《诗经》作疏时曾言:“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 又捣以为纸。”16 (P670) 可见楮皮为古代造纸的重要原料之一, 正由于此, 楮亦常用作纸的代称, 片楮当亦为赫蹏、片纸一类的东西。
“赫蹏”一类的记录载体因为形制较小, 对于笔记单个条目的书写空间有一定的限制, 在记录时, 单条笔记的篇幅往往不会太长, 呈现出零星杂碎的特点;而片纸与片纸之间的顺序也难为一一排列, 如王世懋描述赫蹏所记之言“散蔓复杂”。17 (P675) 姚汝绍形容焦竑的赫蹏“纷纷总总, 如禁脔在厨, 碎锦在笥, 未有秩叙”。18 (P180) 可见, 赫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笔记书写的无序性。更为重要的是, 割裂的书写空间往往会使得条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变得疏离与松散, 从而使笔记作者所记录的条目大多“自成一体”, 有着较强的文本独立性, 而不像论着那样前后文之间有密切关联。
明万历笔记的作者通常将笔记记录的手稿储存在“巾箱”“青箱”一类的物品当中。前者如焦竑的《玉堂丛语》《焦氏类林》;后者如王兆云的《王氏青箱余》、王世贞的《识小录》《觚不觚录》等着作。“巾箱”, 一名“巾笥”, 原本用来放置头巾一类杂物, 后亦常用以储存书卷、手稿等物品。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巾箱”条:“帝又见王母巾箱中, 有一卷小书, 盛以紫锦之囊。”19 (P634) 晋葛洪《西京杂记》之跋语:“尔后洪家遭火, 书籍都尽, 此两卷在洪巾箱中, 常以自随, 故得犹在。”20 (P45) 南朝时期, 巾箱更多与抄录、隶事一类的文人行为产生了关联, 如《南史》所载“巾箱五经”:“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 置于巾箱中, 以备遗忘……答曰:‘巾箱中有五经, 于检阅既易, 且一更手写, 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21 (P481) 王俭也曾出巾箱几案杂物服饰令学士隶事。因此唐李善注《文选》“巾卷充街”时则直言:“巾, 巾箱也, 所以盛书。”22 (P244)
青箱与巾箱名称虽异, 实质上却并无太大差别。但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 青箱储存的着作更多以历史掌故类为主。如《宋书·王淮之传》:“彪之博闻多识, 练悉朝仪, 自是家世相传, 并谙江左旧事, 缄之青箱, 世人谓之青箱学。”23 (P1623-1624) 而青箱在琅琊王氏那里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朝仪掌故的学问类型, 而是演化成一种材料累积的方法。建立在“青箱家学”基础上的王氏后人, 大多博闻多识, 不仅深谙旧典, 且在礼学、家谱等各个方面都颇有建树, 这不能不说与“青箱贮书”这一储材方式有一定关联。这一传统在明代史家王世贞那里也得以体现, 据陈文烛言:“余习元美, 尝窃窥其青箱, 尚有《弇园识小录》《三朝首辅录》《觚不觚录》《权幸录》《朝野异闻》, 此枕中之秘尚不以示人。……异日尽出其秘……则我明有良史矣。”24 (P2) 陈文烛所提及的青箱中的着作, 大多是王世贞所作的关于明代掌故、人物轶事的历史类笔记。这些史材的储备, 对日后明代史书的修纂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 汤显祖在为王兆云《王氏青箱余》作序时, 也曾引述《南史》中王彪之“青箱学”一段文字, 并认为王兆云的着作延续了这一家学传统, 只不过王氏所记“不专朝仪, 故曰余也”。25 (P3) 这也从反面说明青箱大多是和朝家典故一类内容紧密联系的。
此外, 明人较多提及的储存工具还有“箧”“笥”等, 箧、笥多为竹制, 形方, 其规模一般比箱要小一些。二者析言时, 箧的用途大致与巾箱同, 亦多用于储物、储书;而笥则多用于盛饭和衣物。二者合言则相当于箧。因其形制较小, 故可出行携带, 名曰“行箧”。古代士子常鼓箧而游, 唐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华阳曾子, 鼓箧来游。”26 (P224) 宋王安石《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东阳故侯孙, 少小同鼓箧。”27 (P23) 明人沈德符也曾“鼓箧游城均”。28 (P3) 将手稿委于箧笥之中的笔记为数甚夥, 如焦竑的《焦氏类林》、吴安国的《累瓦三编》、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陈第的《谬言》《意言》、魏濬的《峤南琐记》、王肯堂的《郁冈斋笔麈》、李本固的《汝南遗事》等。此外, 与箧笥相类的一些储存工具也常被派上用场, 如沈德符将所写的笔记材料“录置败簏中”。29 (P3) 陈懋仁在着《泉南杂志》时说自己“摘抄孔翠, 兼录所遇投于簏尘”。30 (P836-837) 王世贞的赫蹏以数甓贮藏, 王一槐的《玉唾壶》则是“书之圬墙, 敛之唾壶”。31 (P824)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比行箧更为轻便的储存工具还有奚囊。唐代诗人李贺外出写诗, “恒从小奚奴, 骑距驴, 背一古破锦囊, 遇有所得, 即书投囊中”。32 (P7) 后因称诗囊为奚囊。然而, 奚囊并不仅用来存诗, 笔记作者在外出游历时, 亦常将经历见闻书写并投诸囊中。如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行辄命童子以奚囊随, 到处走荒台断碑, 苔封藓锁, 披拭扪摸, 虽风云鱼鸟不能得, 仲舒飞览得之。”33 (P1) 王士性的《广志绎》也是“足版所到, 奚囊所余”。34 (P7) 一般此类笔记的作者会将这一记录传统追溯于扬子云载笔问方言, 更加强调记录的亲历性。但也不乏以奚囊记录奇闻异事的情况, 王兆云的《湖海搜奇》就是“遨游湖海, 往往求其奇事奇谈而录之, 纳之奚囊中”35 (P70) 积久而成的;李日华的《篷栊夜话》与之同类。类似于囊的工具还有橐, 据颜师古对《汉书·赵充国传》“持橐簪笔”一句的注解:“橐, 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 无底曰橐。”36 (P2994) 王安鼎言其侄王临亨:“奉命虑囚岭南……归而解其橐, 出一编曰:‘此余使粤时所记也。’”37 (P51) 即为《粤剑编》一书。
也有些笔记材料并不以箧笥、奚囊等贮藏, 而是粘贴于座间壁上, 所书内容以格言箴语为多, 时时观省, 有利于自身及子孙之道德品行修养, 颇有箴铭警诫遗意。如《警语类钞》即程达读书时搜取前人格言善行, “撮其膏髓, 录之壁间, 以备弦韦”。38 (P411) 《自儆录》乃邹维琏“公余展卷, 偶有感发, 辄题署壁以资儆”。39 (P149) 之所以将题壁文字付梓, 其目的正是为了“困勉所为”。《法教佩珠》也是林有麟读先人藏书, 遇有会于身心者, “辄手录之, 间拈纸屏指示儿辈”, 40 (P204) 积久成编。题壁、粘屏这类方式在万历笔记的写作中屡见不鲜, 程铨、陈继儒合编的《古今韵史》、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吴从先的《交友观》等着作也都以这种方式写成。而这一方式在北宋时已经初现端倪, 宋俞文豹《吹剑录》中有以下记载:“陈忠肃公莹中好读书, 至老不倦。每观百家文及医卜等书, 开卷有得, 则片纸记录, 粘于壁间。环座既遍, 即合为一编。”41 (P43) 陈莹中指陈瓘, 乃北宋嘉佑至宣和年间人。
也有少量作者采取直接书于册或粘于册的方法, 宋人叶廷珪写《海录》即“作数十大册, 择其可用者手抄之。”42 (P1779) 王同轨着《耳谈类增》, “迁银台, 给事殿雀, 因得奉诸名公谈颇饶, 大册骤满”。43 (P1) 大概也采取同样的记录方式。
明万历笔记作者对于材料的储存方式已归纳如上, 如对其加以检讨, 不难发现:箱、箧、锦囊等工具对于材料的聚合作用多, 而分类功能少。大多数作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贮存工具对零散杂乱的材料加以汇总, 而在记录过程中没有进行及时归类。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有序的、分门别类的记录, 只是其程序与工具都更为复杂:李焘着《资治通鉴长编》:“作木厨十枚, 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 每替以甲子志之, 凡本年之事, 有所闻必归此匣。”44 (P80-81) 这便决定了记录的有序性;白居易作《白氏六帖》:“以陶家瓶数千, 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斋中, 命诸生采集事类投瓶中, 倒取抄录成书。”45 (P896) 其门目正相当于事先的一个分类。只是这种有序分类的记录在笔记着作中数量可谓微乎其微。
二、笔记作者着书时的人生阶段与精神状态
笔记的记录最终是由记录者完成的, 记录主体的精神状态无疑会对记录的方式、体式造成一定影响。而要探求作者的精神状态, 就不能不对作者所处的人生阶段加以了解。
在万历笔记的成书过程中, 有很大一批作者都处在年老归田之时。如陆树声的《耄余杂识》《长水日抄》《清暑笔谈》等一系列笔记皆作于谢归之后。他自言写作时已经年迫衰暮, “两目昏眊, 艰于披阅”。46 (P1) 在这样一种人生阶段中, 作者的记录与写作更多是对自身经历见闻“片断零星”式的回忆与撷取, 有着一定生命总结与回顾的性质, 同时也有着人生体悟、处世杂感的随意性抒发。如《清暑笔谈》的写作即是:“因忆曩初见闻积习, 老病废忘, 间存一二, 偶与意会, 捉笔成言。”47 (P1) 《耄余杂识》:“第平生所接交知谈议, 及?绎旧闻……每旦栉沐之余, 南荣就明, 笔砚粗设, 间录一二。”48 (P1) 而伴随年老而来的体弱多病与精神不济, 又会让回忆与书写变得间断而随意, 如他说当时自己“年衰病积, 居尝燕息”。49 (P1) 又在《病榻寤言》中更加详细地描述写作状态:“余卧病榻间, 冥心摄息, 或瞥然起念, 意有所得, 欲言嗫嚅, 时复假寐, 顷焉得寤, 蹶然起坐, 凭几捉笔, 造次疾书。”50 (P1) 在这种写作状态下, 作者自己也深明其“语多芜杂”“语无伦次”的特征, 只是因为这些回忆记录是自己心思之所寄, 才姑存之以备遗忘、资观省的。
类似于陆树声这种晚年成书的笔记还有很多。张瀚的《松窗梦语》也是作于罢归之后, 当时作者“屏绝尘俗, 独处小楼。……忆记纷纭, 百感皆为陈迹”。51 (P1) 于是于松窗长昼, 随笔述事。书前序署“万历癸巳”, 时张瀚已高龄八十三, 参《张太宰恭懿公传》可知, 张瀚正卒于是年。52 (P2-3) 此外作于年老归田之时的笔记还有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伍袁萃的《林居漫录》、王世贞的《识小录》、施显卿的《古今奇闻类纪》、林茂桂的《南北朝新语》、叶权的《贤博编》、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等。
还有一部分笔记主要作于作者养病期间, 一方面养病有较多的闲暇, 另一方面, 病时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也会对着述的体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 作者一直留心朝家掌故, 并有撰写一部明代纪传体通史的打算, 但“甫欲命管, 而病妒之”, 因此“绝意不复作”, 只是采取“有所闻见, 偶书之赫蹏”的方式零散地集录史材, 最终《弇山堂别集》一书正是以这种条分类聚的“说部之体”出现在世人面前的。53 (P4) 另一位作者顾起元也深受病痛折磨, 据邹漪《启祯野乘》的记录, 顾起元“通籍三十年, 立朝仅五载”。54 (P485) 而此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养病与丁忧上。他的《客座赘语》一书序言开篇即说:“余顷年多愁多病。”55 (P1) “愁”“病”二字, 绝非虚发。而在听取客人谈论南京桑梓故事、往迹近闻时, 他也只是命侍者加以记录;书成编叙, 复言:“顷二年中以病兀坐, 长日无聊, 小为编叙, 以散怀送日。”56 (P350) 顾氏曾授翰林院编修, 又在万历三十一年被任命为起居注, 还曾司职编写过《万历江宁志》的“人物类”, 必深谙史书义例之重要, 在评价焦竑《玉堂丛语》时, 顾氏首称其“义例精而权量审”即是证明。57 (P1) 而之所以《客座赘语》会采取“随手所书, 原无伦次”的形式写作并成书, 很有可能是因为病中体力、心力不够。这一点在他的其他着作中也可找到旁证, 如他曾因不满于《说略》的“门类差分, 涉猎未广”, 而欲“厘正而附益焉, 而病复未果”, 58 (P344) 便可以看出体力与病痛对作者着书体例的影响。
此外, 明万历间作于病中的笔记还有陆树声的《汲古丛语》、陈继儒的《见闻录》、江东伟的《芙蓉镜寓言》、谢肇淛的《麈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占毕》与《九流绪论》等。
万历笔记的作者中并不乏仕宦之人, 他们或身处闲曹冷职, 或在公余闲暇博览群书、与客谈论、外出游玩, 最终将所阅、所闻、所见有选择性地笔之于书, 形成笔记。此类作者大多处在一种政事之余的闲散状态中, 故写作笔记颇有游戏之心和消遣之意。徐昌祚着《燕山丛录》时就已经是公车意殆, “而所历戎幕同寺又皆冷曹闲居, 非揭帙靡所事事”。59 (P376) 于是公余泛滥百家小说, 抄录成帙。《说储》一书也是陈禹谟“每以公余恣浏览, 随所得笔之”而形成的。60 (P1) 江盈科的《雪涛阁四小书》虽写作年代不一, 却是在官棘寺时整理而成的。按照作者的形容, 当时“曹务简少, 审谳既毕, 佗无所营, 乃裒辑旧日所谭说者, 与其所闻知者, 及论诗之言、戏谑之语为四种”。61 (P577) 而这些作品在作者的眼里也并非什么身心经济之书:“总之皆佐酒之资, 醒睡之具, 闲居寂寞之士独屏无聊, 或有具焉, 非仕学君子所宜寓目也。”62 (P577) 与之相类的还有陈懋仁《泉南杂志》、王士性《广志绎》、孙能传《剡溪漫笔》等。
部分士子也有笔记之作, 但其写作大多是在科举制艺之暇, 故将笔记视作钻研经史之余事, 或充谈资, 或广见闻。如马大壮的《天都载》“制艺暇, 披阅所藏”, “遇会心处, 载而识之”。63 (P606) 张存绅也曾经感慨自己身为经生, 每日屈首帖括, 披览群籍只能在呫毕之暇;张燧的《千百年眼》作于帖括之暇, 支允坚的《梅花渡异林》则作于经史之暇。
由以上事实不难看出笔记作者在着述过程中所具备的两大精神特征, 一曰“闲”:无论是老病还是归田, 作者都有着较多的闲暇时间去阅读、思索、交谈、游历与回忆, 笔记不仅是作者将这些经历加以汇总的工具, 更是其用以排遣孤愤、打发时光的重要手段;二曰“余”:无论笔记的写作是在政事之暇还是在科举之暇, 大部分作者都将其视作一种“正事之余”, 带有较强的随意性, 而不是像经史大道一般正式、严肃。笔记作者写作时的精神状态及其对笔记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 使得作者虽然以外在事物为主要记录对象, 但在记录时却更加注重个人主体意识的保留, “兴之所至, 即可成编”, 64 (P1636) “意得则书, 懒则止”, 65 (P185) 这正有意无意开启了一种对于体例俨然、首尾完整之作的背离。清人陆烜在评价莫是龙《笔麈》时说:“说类以不用意处为极妙, 譬如高人韵土, 于慈居觇其潇洒自得之趣。”66 (P24-25) 朱国桢说自己着《涌幢小品》是“我用我法”“亦散人之一快”, 67 (P580) 华淑则在“随兴抽检”“随意摘录, 适意而止”的状态下声称要“自成其非经、非史、非子、非集之闲书”。68 (P71) 这种自由闲散、随性而发、兴尽则止的精神状态, 无疑是笔记这种着述体式最终形成的内在动因。
三、明万历笔记的记录过程
笔记的记录情形虽颇为复杂, 然而根据记录者的记录意识是否明确, 可将笔记大致分为漫录、专录两大类。漫录之书, 更多意义上是一种“随遇随录”。作者虽然有一定的兴趣点和选择性, 但选择的意识并不明确、突出, 选取的对象亦较为广泛、多变, 随所见闻, 有当于心, 辄形记录。庄元臣《叔苴子内外编》的写作方式可作此类笔记之典型:“忽然有得, 随手附记, 故语无次第;须其自来, 不以力索, 故言无烦帙。”69 (P1) 又比如孙能传的《剡溪漫笔》:“漫者, 无足录, 即录无足以存, 漫得之而漫笔之, 以寄吾好, 其存弗存不问也。”70 (P316) 可见, 作者在记录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着述意识, 只是以一种较为散漫的心态, 对自身的经历心得、兴趣爱好加以随意地书写、寄托。
而专录之书的作者不仅有着较为明确的着述意识, 选择的材料也多集中在某一领域范围内, 着作更近于某一主题的资料汇编。比如万历时期数量颇丰的嘉言懿行类笔记, 其撰述目的就是想通过对古人道德化言行的集中搜采, 达到个人品行修养的逐渐完善, 进而形成对整个晚明社会风气的扭转与改良, 黄希宪的《续自警编》、程达的《警语类钞》、刘元卿的《贤奕编》等皆属此类。此类笔记, 作者在读书前, 就已事先设定了搜取材料的内容范围———古人之嘉言懿行, 读书的过程正是一个有目的的寻找过程, 而随笔记录则起到对寻找结果加以固定的作用。
无论是专录还是漫录, 在记录过程中, “会心之处”是不时涌现的, 但却并非时时涌现的, 这便意味着笔记的记录大多是一个“间断—累积”的漫长过程。许多作者都言其作品是“积久成帙”“久乃成帙”, 在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中, 甚至出现了称世宗为今上、又录万历之事的情形, 这正说明:对于会心之处的收集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也正是因为笔记“间断—累积”的成书模式, 许多作者在一部笔记成书或刊刻之后仍可继续随得随增, 从而形成新的同系列之作, 或将之前的旧作内容补充得更加丰富、完整, 却并不因此而改变着作本身的性质。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王同轨的《耳谈类增》、王元贞的《湖海搜奇》等皆属此类。
在漫长的记录过程中, 笔记作者似乎更多着意于每个意义单元的完整记录, 而不是将它们连缀成前后贯穿的、逻辑性、体系性较强的着述或长文。正由于此, 笔记着作中的文本有着明显的“零散化”特征:每个条目都可以独立存在, 而不因其他条目的缺失影响其完整性与可阅性;于读者而言, 又有着一定“片段化”的色彩, 因为作者并非要追求记录对象本身的完整, 而是在尽力保证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部分或自身所需要的信息的完整, 因此难免对记录对象加以适当的截取与割裂。如《益智编》的采录:“事取错陈, 文多磔裂。”“所采事多断章取义, 其始末叙述不及致详, 要自有全书在。”71 (P668) 《警语类钞》:“或因一事而录, 或因一言而录, 或因媺慝互见而录, 取节意也。”“每类或纪事实, 或纪诗词, 视全文不无割裂, 惟取便披阅, 故不概录。”72 (P417) 都是在作者的主观选择中放弃原始文本完整性的典型例子。
笔记着述方式的研究不仅应包括笔记的记录工具、记录方式, 同时也要关注笔记成书后期作者对记录材料的编次、分类处理。绝大多数的笔记着作是不编次第的, 如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不以品列, 不以类分, 不以甲乙次第为先后, 随事辄记, 随纪辄书。”73 (P354) 李乐的《见闻杂记》亦是如此:“时有先后, 爵有崇卑, 事有巨细, 皆不暇详订次第, 特据所见所闻漫书之尔。”74 (P23) 随笔记录的杂乱性与随意性, 使得单条材料的书写变得便利, 但却导致作者很难在大量的零散记录之间, 抽绎出一条完整统一的线索。而笔记着作后期整理编排工作的相对欠缺, 也是这种无序特征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也有少量笔记有一定次序可循, 要而言之, 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以所阅之书为次第, 如陈禹谟的《广滑稽》;二是以手写先后为次第, 如朱孟震的《河上楮谈》、张鸣凤的《桂胜》、范涞的《咙言》;三是以所记人、事年代为先后, 如傅履礼、高为表同辑的《廉平录》。但无论哪一种排列方式都不是逻辑意义上的排列, 而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先后排列。因此, 即便将书中条目次序打乱, 也不会太多影响读者的阅读。
相对于次序, 分类的问题明显更为复杂。从分类在着述过程中所处的阶段而言, 事先分类的笔记数量极少, 但也并非没有。顾起元的《说略》即“取赫蹏识之, 以类粘尺二钜册上”。75 (P344) 可见在记录之前已有类别。绝大多数笔记的分类都是在材料累积之后, 有些在记录阶段毫无义例的着作, 可能会因为后期的整理与编排形成一定的类目, 进而显得框架较为清晰。如潘士藻的《闇然堂类纂》在书写时即采取典型的随笔记录方式, 但当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便“论次成书, 胪分类列”。76 (P1) 因此今日所见的《闇然堂类纂》一书, 不仅有“训敦”“嘉话”“谈箴”“警喻”“溢损”“微异”六门, 且每类之下皆有小序说明这一类别的纂述意图, 可谓体例颇善。除此而外, 笔记的分类也有作者未分而他人代为分类者, 如吴炯的《丛语》一开始言无伦次, 经其门人何汝学为其分类编目, 最终显得颇为规整。相类似的着作还有孙能传的《益智编》、焦竑的《焦氏类林》、叶向高的《说类》等。一般说来, 专录之书分类者多, 漫录之书分类者少。
对于不立门目的笔记而言, 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中材料确无义例可循, 此类着作在万历笔记中仍占大多数;另一种则是虽然不立门目, 但实际上书中的材料已经过了一定的类聚处理。关于后一种情况, 万历笔记作者亦时有提及, 如王士性言《广志绎》虽采取“意得则书, 懒则止”的方式进行记录, 但却说其中“非无类, 非无非类”。77 (P7) 朱国桢说得更加明白, 他认为杨慎、何良俊、陆深、王世贞等人的笔记“虽畸杂兼收, 若无伦序, 而中间根据条理, 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袭口吻, 以乱视听者比”。78 (P579-580) 对于经过类聚处理的笔记而言, 只要耐心加以寻绎, 其部次规律多不难发现, 只不过作者或者后人没有为类聚以后的材料冠上总名而已。
对笔记的分类有了一定了解以后, 不妨来看这一问题:笔记中有明确分类或经过类聚处理的作品可否等同于论着之书?笔记的体例与论着之书的体例之间有没有什么分别?这需要结合分类在着述过程中的功能来予以解释。对于论着之书, 作者往往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大致的体系与框架, 不同的类目则从不同的角度承担起构架主题的功能, 类与类之间是紧密联系、逻辑推进的, 并最终对主题形成一种有力的辐辏与阐释;类目之下, 内容亦非樊然杂举, 而是对每一个小类进行着清晰完整的、逻辑化的解释与说明。相比之下, 笔记的类目大多不是事先为之的, 而是在材料累积之后, 将同类材料类聚一处, 冠以总名。类目的主要功能是对已有的材料加以汇集与聚合, 进一步言, 只是将较多杂乱无章的材料划分为较小的一些群体, 但并没有因此增强材料之间的相互联系, 更没有将记录内容变得有机统一。因此,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论着的类目更多指向于着作的逻辑性与有机性, 而笔记类目的设立则主要是为了阅读与翻检的便利。
四、结语
陶敏、刘再华二位先生在笔记定义问题上提出“着述体式”一说, 为我们厘清笔记定义提供了一条崭新且重要的思路。然而笔记的着述体式到底是什么?笔记着述体式的成因又如何?二人尚未给出足够清晰有力的回答。
通过上文的分析, 将笔记的着述体式归纳如下:笔记是采取“札记条列”的书写形式, 对个人所见、所闻、所阅、所感的随笔式记录;每一条笔记都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 其他条目的缺失并不影响其完整性与可阅性;条目与条目之间大多遵循“无序”的原则, 少数着作的条目可能会以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但并未因此形成文本内在的逻辑顺序;笔记着作是对诸多零散条目加以汇总的产物, 大部分都采取樊然杂举、不分门目的形式, 少量着作或立目、或类聚, 但只起到对条目在小范围内进行汇集的作用, 而不承担结构主题与整合文本的功能。
再者, 从着述方式的角度对笔记这种着述方式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赫蹏一类的记录载体, 导致了笔记文本书写空间的有限与割裂;巾箱、巾箧等储存工具在分类功能上的欠缺, 使得笔记往往以一种樊然杂举的无序面貌示人;而笔记作者写作时所处的特定的人生阶段及精神状态, 又赋予了笔记文本恬淡清空的文本特征。笔记成书后期的分类与编次, 多是将有关材料在小范围内加以聚合, 而非在文本前后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上加以改善。这些都是形成笔记这种着述体式的重要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笔记作为一种着述体式”的明确提出始自陶敏、刘再华二位先生, 但这一观念其实在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客座赘语》:“特不分门目, 仍为说部体例耳。”79 (P1900) 又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不敢自居笔削, 第用说部之体, 类聚条分而以别集命名。”80 (P2) 又言《益部谈资》:“以体例不似图经, 故署曰‘谈资’, 盖自居于说部也。”81 (P735) 如果对这些着作的着述体式加以考察, 不难发现, 这些着作都是今人眼中标准的笔记之作, 而古代目录学中的“说部之体”又何尝不是对笔记着述体式的另外一种表达?通过对着述体式的深入探究, 可以从客观的外在形态上对笔记加以甄别, 这对早日廓清笔记定义、确定笔记目录范围并进而建立较为完善的笔记学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关于笔记的定义, 学界目前主要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将笔记视作一种文体, 如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中在“传记之文”“游记之文”后单列一类“笔记之文”;刘正平《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郑宪春《笔记文的本色及其流变》 (《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褚斌杰《略述中国古代的笔记文》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2期) 、魏福惠《笔记文学的特点及社会价值》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等, 都将注意力放在笔记文体特点的辨析上, 然而, 笔记当中所收文体甚杂, 文本的话语系统与结构体式往往因记录对象而变, 很难达成文体上的统一。另一种则从古代目录学的角度来研究笔记, 如傅璇琮在《全宋笔记》序、严杰在《唐五代笔记考论》、张晖在《宋代笔记研究》中, 都曾对笔记的部类归属做过深入有力的探索, 但因为笔记在古代目录学中分布甚为广泛, 虽集中于子部、史部, 但也常阑入经部与集部, 这使得从部类角度来统一定义笔记变得十分艰难。
[2]陶敏, 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J].文学遗产, 2003 (2) .
[3](清)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4.
[4](明)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13.
[5](明) 王世懋.闽部疏[C]//.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734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6](明) 焦竑.焦氏类林[C]//.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第118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7](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8](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