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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 (简称《汉志》) 历来备受研究古代小说学者的重视, 因为它第一次从目录学的角度对小说进行界定, 并着录了具体的小说作品, 是研究汉代小说观念的重要依据。对《汉志》中小说观念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对小说家序中论述小说的文字进行考证, 从具体的词语出发, 探讨小说的起源等问题, 如余嘉锡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周楞伽的《稗官考》、潘建国的《“稗官”说》、王齐洲的《稗官新诠》等文, 都是这方面的力作。二是通过对《汉志》着录的小说作品进行考辨, 来分析《汉志》的小说观, 如王齐洲的《〈汉书·艺文志〉着录之〈虞初周说探佚〉》、《〈汉志〉着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汉志〉着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汉书·艺文志〉着录之小说家〈务成子〉等四家考辨》, 庞礴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之〈百家〉辨疑》、罗宁的《〈黄帝说〉及其他〈汉志〉小说》等文章, 都在这方面做了较扎实的工作。这些研究从《汉志》出发, 结合先秦两汉文献及相关出土文献, 在汉代小说观念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是, 由于书籍的亡佚、资料的缺失, 有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至今争讼纷纭, 《百家》即是一例。
关于《百家》的作者问题, 姚振宗、余嘉锡、鲁迅等据《说苑》叙录, 认为是刘向所编, 而张舜徽、李零则认为是“百家小说之节钞”[1]344, “是一种杂着, 说者不一, 主题不一”[2]118。至于《百家》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是“集诸子百家杂言”, 之所以录入小说家, 是因为“《百家》所辑多为故事, 而非具有理论主张的言说”[3]。有的则认为是“小说家百家之说尤广, 故所录为多, 至有百数十卷”[1]344。“百家”是言其数量之多。另外, 《汉志》着录的15家小说, 其他14家以“篇”计数, 而小说家则以“卷”计。对于这个问题, 有学者认为不必于具体字句“斤斤致辨”, “篇”、“卷”所容相当, 可以混言之。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篇”、“卷”区别较大, 《百家》用帛书, “大概也是由于《百家》中有图”[3]。由于《百家》一书早已亡佚, 各种论证虽严谨、合理, 却都有些类似猜谜。从《百家》这一书名出发, 通过探讨“百家”一词的内涵, 并结合《汉志》着录具体作品的情况, 则可以从中发现其蕴含的小说观念及深层次的文化成因。
一、“百家”所指及其与小说的关系
对《汉志》小说家《百家》一书的“百家”所指, 上面已论及, 有人认为是诸子百家言, 有人认为是小说家有百家之多。从《汉志》着录的小说十五家书名来看, 《伊尹说》、《鬻子说》、《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八家是以人为名, 《周考》、《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四家是以主题为名, 《臣寿周纪》、《虞初周说》二家则是兼以人名、主题为名。且《汉志》所着录典籍, 均是以某一人或某一主题为名的, 无以家数为名的情况。故认为《百家》“是百家小说之节钞, 即《百家言》”的说法, 与《汉志》着录书名的情况不合。相对来说, 认为“百家”指诸子百家是较为确切的, 只是其范围与今天所说的“百家”范围有所不同。
今天提及“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等词时, “百家”指的是众多思想学术流派, 这与战国时期荀子所说的“今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 (《荀子·解蔽》) 、庄子所说的“百家往而不返, 必不合矣” (《庄子·天下》) 是相同的。而在汉代, “百家”所指则不同, 如“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 (《汉书·武帝纪赞》) 和“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 中的“百家”显然是不包括儒家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 多次言及“百家”:《五帝本纪》中有“百家言黄帝”, 《秦始皇本纪》中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 《樗里子甘茂列传》中有“学百家之术”, 《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说, 吾既知之”, 《屈原贾生列传》中有“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李斯列传》中有“始皇可其议, 收去《诗》、《书》、百家之语, 以愚百姓”, 《平津主父偃列传》中有“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 《儒林列传》中有“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滑稽列传》中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 《太史公自序》中有“虽百家弗能易也”、“虽百家弗能废也”、“虽百家弗能改也”等等。这些“百家”仍是指向众多的学术派别, 只是其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有的指先秦时期的众多学术派别, 有的指法家之外的其他学派, 有的指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从《史记》中“百家”所指的范围不同, 可以发现其词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先秦及汉初主要是泛指各家思想, 秦代指法家外各家思想, 而“罢黜百家”之后, 则主要是指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思想。自秦汉时期始, “百家”一词因为被抑黜而逐渐带有贬低的意味。
“百家”范围和词义色彩的变化, 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思想界的变化。董仲舒倡导的“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和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 是汉代思想界迫切需要一统的大势所趋, 亦导致了学术界尊崇儒术的局面。“宗经”、“征圣”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 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正朝夕者视北辰, 正嫌疑者视圣人”, 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 将这种以经书和圣人之言作为最高准则的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 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 亡则书, 其统一也。’”认为各种言论、思想, 都要折中于夫子, 孔子以后则要以儒家的书籍作为判断的标准。
在尊崇儒家思想的同时, 对其他各家思想则是抑黜。董仲舒在其着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4]2523将六经和孔门学说之外的各家视为“邪僻之说”, 要“灭息”之。虽然董仲舒的这一理想没有实现, 各家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有一定的存在空间, 但“抑黜百家”仍导致了对儒家外各家思想的轻视, 在《法言·学行》篇中, 扬雄说:“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 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将儒家和圣人喻为日月, 将诸子喻为众星, 形象地表达了对其他诸子学说的“小”的判定。“按照扬雄的逻辑, 符合孔子思想的就是‘大说’, 不符合孔子思想的就是‘小说’。与先秦诸子一样, 扬雄的小说概念含有贬义, 仍然是一种学术价值判断, 不过, 由于这一概念已经与汉代‘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相联系, 成为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化结构的反映, 因而也就成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概念。”[5]“众说之小”的说法, 表明在以儒家和孔子作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之下, 各家思想就成了“众小说”了。
对这一问题, 已经有很多学者论及。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说:“郑玄曰:‘小道如今诸子书也。’是九流百家皆可名曰小说矣。”[6]鲁迅先生亦云:“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 近取譬喻, 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 有可观之辞。’ (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 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 然《庄子》云尧问孔子, 《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 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 则此小说者, 仍谓寓言异记, 不本经传, 背于儒术者矣。”[7]王齐洲先生认为:“《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郑玄所云:‘小道如今诸子书也’, 以为九流百家皆是‘小能小善’, 可名为‘小说’, 则代表着东汉经学家宗经征圣而轻视诸子的思想倾向, 也从侧面说明视小说家为诸子百家、视小说为子书是汉人的共识。”[8]上述各家均认为, 在汉代的一定时期内, 受思想界尊崇儒术的影响, 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书就成了小说。
班固是忠实的儒家思想信仰者, 其《汉志》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尊崇儒术、贬抑其他诸子的倾向。《汉志》开篇即言“昔仲尼没而微言绝, 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将孔子视为整个学术的源头;在儒家小序中, 明言儒家“于道为最高”。《汉志》的排列顺序也表现出尊崇儒学的倾向, 其顺序依次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先六艺而后诸子, 可以见出其尊经贬子的倾向。而在诸子略中的顺序则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这体现了其尊儒家、贬诸子的倾向, 将小说家列为诸子之末, 并说“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将小说家视为不入流的一家, 则是尤其贬低小说家。李零先生曾说:“《汉志》的排序, 是反映汉代的意识形态。”[2]4其中, 尊经、尊儒, 都是受“表章六经”、“推明孔氏”之思想的影响, 贬诸子、贬小说, 则是“抑黜百家”的表现。所以, 结合当时思想界将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视为小说的情况、《汉志》的思想倾向和排列顺序来看, 《汉志》将《百家》着录于小说家类, 是合理的。
二、《汉志》着录宗旨及小说观念
以上的梳理和解释面临另一个疑惑, 即在《汉志》诸子略中, 是将先秦至汉初的思想流派分为十家九流的, 小说家与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并列, 只是位置处于十家之末, 是其中不入流的一家, 并不是如郑玄所说的是“诸子书”, 没有涵盖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之所以将“小说”视为独立的一家, 是因为《汉志》“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着录宗旨所造成的。章学诚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9]68, 故将小说家视为诸子十家之一, 是从学术渊源、思想传承的角度出发所做的分类。《诸子略》各家小序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 并对其源流、主要思想倾向、优缺点都有细致的论述, 虽有些说法如“诸子出于王官说”不一定完全准确, 但这是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表现。而汉人视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之学为“小说”, 则仅仅是出于独尊儒术的立场, 对其他各家的贬低, 是一种学术价值的判断, 并非学术源流的辨析。
但是, 这种学术价值的判断仍对《汉志》有潜在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汉志》在论述小说家时, 态度与对其他八家不同, 一方面认为“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4]1746, 视小说家为不入流之一家。另一方面, 其小说家序中的论述, 亦不如其他家确切、具体。《汉志》论小说家云:“小说家流, 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 必有可观焉, 致远恐泥, 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 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 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4]1745相对其他家来说, 显得较不明晰, 其内涵和外部特征都不明确。故有的学者在分析班固对小说的界定时, 往往会指责其将小说限定得太宽泛了。其实, 从“小说”一词所指的变化来看, 这是小说范围的又一次缩小。先秦时期的“小说”, 所指的都是与自己所信奉的学说不同的其他家学说;汉代的一定时期内, “小说”指儒家学说和六经之外的其他诸子之说;班固将“小说”视为和儒、道、墨、法等九家并列的一家, 已是对小说范围的一次相对明确的界定, 而且对后世小说观念影响深远。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之所造”之说, 表达了小说源于民间的特点;“小道可观”, 则凸显了古代小说的本质, 也导致了小说在古代一直处于被轻视的境地。
除小说家序外, 从《汉志》着录的小说作品, 也可窥见其所言“小说”特征之一斑。《汉志》着录的十五家小说作品, 多是“浅薄”、“依托”之作, 如《伊尹说》, “其语浅薄, 似依托也”;《师旷》, “见《春秋》, 其言浅薄, 本与此同, 似因托之”;《天乙》, “皆依托也”;《黄帝说》, “迂诞依托”。所以, “浅薄”和“依托”应该是这些小说作品比较突出的特征。
“浅薄”一词, 亦见于刘向的《说苑叙录》:“所校中书《说苑杂事》, 及臣向书、民间书、巫校雠, 其事类众多, 章句相溷, 或上下谬乱, 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 其余者浅薄, 不中义理, 别集以为百家, ”[10]这里说《百家》内容“浅薄”、“不中义理”, 应该指的是“不合经义”。因刘向在校理群书的时候, 提出了以六经为宗的观念, 而在评论作家、作品时, 往往以六经作为评判的依据, 在“宗经”观念的影响下, 合六经经义则“义理可法”;不合六经经义, 则为浅薄之小说。《百家》现存有两条佚文:“公输班之水上, 见蠡, 谓之曰:‘开汝匣, 见汝形。’蠡适出头, 般以足画图之, 蠡引闭其户, 终不可得开, 般遂施之门户, 欲使闭藏当如此周密也。”[11]577“宋城门失火, 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 池中空竭, 鱼悉露见, 但就取之, 喻恶之滋, 并中伤良谨也。”[11]608一为说明公输班发明门的缘起, 一为说明谚语“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的来历, 与六经和儒家学说相去甚远, 故只能算作“浅薄”的小道、小说。
对于“依托”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是指后人的托名伪作, 何焯、严可均、梁玉绳、张舜徽均持此说。有的认为是指没有家法传承, 以余嘉锡先生为主要代表。钱穆先生曾说:“战国学者, 好为托古。有托之远古者, 有托之近古者。托之远古, 如墨翟言大禹, 孟子言尧舜, 许行言神农之类是也。托之近古, 如法家有管子, 名家有邓析, 兵家有孙武, 道家有老子, 墨家有晏子之类是也。”[12]据此, 如果视“依托”为后人托名伪作的话, 则战国诸子均为依托, 均可视为小说。故将小说家作品中的“依托”释为后人托名伪作之说, 不可信。余先生论“依托”云:“不知家法之口耳相传而概斥之为依托, 《汉志》之所谓依托, 乃指学无家法者言之。”[13]认为《汉志》判断小说家的一个重要标准———依托, 乃是指没有家法传承而言。据此, 则《汉志》在“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宗旨下, 将那些有明显的思想传承、学术派别的言说都各自划分出来, 即便是思想内容繁多复杂, 杂有儒、道、名、法等思想的作品, 亦有其归属———杂家, 因为它们虽然杂, 但有家法, 可以分析其思想的源流, 不像小说家, 无迹可寻, 无家可归。有人说古小说像一个收容站, 将那些无法安置的作品都收容了进来。这确实是对的, 因为《汉志》在判定小说时就是这样做的———将那些没有办法划入九流的、无法寻见其思想渊源的作品, 全部都放入小说中了。这就使得小说成了诸子中最卑微、最低下、最不入流的一家。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 如对于《鬻子》一书, 胡应麟曾说:“今子书传于世而最先者惟《鬻子》, 其书概举修身治国之术, 实杂家言也, 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 而《汉志》列于道家, 诸史《艺文》及诸家目录靡不因之, 虽或以为疑而迄莫能定。余谓班氏义例咸规歆、向, 不应谬误若斯。载读《汉志》小说家有《鬻子》一十九篇, 乃释然悟曰:此今所传《鬻子》乎?”[14]胡应麟根据其所见道家的《鬻子》与老庄思想不类, 而将其断为小说家之《鬻子说》。其判断的依据, 是承袭班固的, 仍然是其思想是否有家法传承———与老庄一脉相承的则是道家, 与老庄不同、又无明确家法传承的则是小说家。
班固着录的十五家小说作品大多均已亡佚, 其中《伊尹说》、《青史子》、《黄帝说》等还保留有部分佚文, 从这些文字看, 其“浅薄”和“依托”的特征也是比较明显的。《伊尹说》一书已佚, 但学界普遍认为《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应该是其佚文 (1) 。一般分析《本味篇》时, 多注重伊尹出生的故事, 认为其具有小说色彩。但从全篇文字来看, 其重点却是伊尹论述水火之齐、鱼肉饭菜之美的部分。而且从《说文解字》及《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中引用的《伊尹说》内容来看 (2) , 也都是论及美味的这部分内容。而这些与诸子学说相比, 只能说它是小道, 只是闲聊时的小话题, 无法将其归入哪一家学说的体系中去。《青史子》在《古小说钩沉》中有三条佚文, 或关于胎教, 或言祭法, 均为对风俗礼节的记述。《风俗通义·祀典》中所引的“黄帝说”, 记荼与郁垒执鬼事, 原文为:“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 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 性能执鬼, 度朔山上立桃树下, 简阅百鬼, 无道理, 妄为人祸害, 荼与郁垒缚以苇索, 执以食虎。’于是, 县官常以腊除夕, 饰桃人, 垂苇茭, 画虎于门, 皆追效于前事, 冀以卫凶也。”[11]347这是用荼与郁垒的故事, 来解释除夕夜“饰桃人, 垂苇茭, 画虎于门”的习俗。这些佚文都符合“不中义理”和没有家法传承的特点。所以, 从《汉志》所着录的小说作品来看, 小说的特征主要有两点, 一是“浅薄”, 一是“依托”, 是在儒、道、法等九家之外, 不中义理、为言浅薄、找不到家法、梳理不出学术渊源的作品。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汉志》之所以将《百家》着录入小说家, 一方面是因为受“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影响, 尊崇儒术而轻视诸子, 故将儒家外的其他诸子视为“小说”, 这就使得《百家》得以进入小说家, 在其中占有一席之位。另一方面《汉志》在着录作品时非常重学术渊源, 据其学术源流将诸子学说分为十家, 这又使其中“小说”所指较“百家”为小, 仅仅是那些不中义理、无家法传承的部分。但是, 毕竟在一定时期内, “百家”是用来指称小说的, 故《汉志》小说家中《百家》一书, 正是这一思想留下的印迹。章学诚云:“古人最重家学, 叙列一家之书, 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 无不穷源至委, 竟其流别, 所谓着作之标准, 群言之折衷也。”[9]57这也说明班固将《百家》放在小说家类, 并不是随意的, 而是“穷源至委, 竟其流别”, 凡与小说相关的均着录下来, 这也为我们了解汉代小说观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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