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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930年1月鲁迅在《呐喊》第13次印刷时移出《不周山》一文的举动为研究对象， 考察有关鲁迅移出《不周山》的两种观点， 试图对鲁迅移出《不周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不周山》； 论争说； 编书说； 心态变化；
1922年12月1日， 鲁迅在北京《晨报四周纪念增刊》上发表小说《不周山》， 随后又将《不周山》同之前发表的14篇小说结集成册交与孙伏园准备付印。孙伏园于1925年5月20日收到鲁迅的书稿之后， 一点也没有耽误， 6月便开始付印， 待到8月， 小说集《呐喊》便公开出版。自1923年8月《呐喊》初版发行至1930年1月之前， 《呐喊》共印刷12次， 发行逾万册， 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 鲁迅却在《呐喊》第13次印刷时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 从此， 《不周山》再未被重新编回《呐喊》之中。六年后， 《不周山》才被鲁迅改题为《补天》并收入另外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之中。本文以鲁迅在《呐喊》第13次印刷时移出《不周山》的举动为切入点， 重新考察其原委， 以期对推动鲁迅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鲁迅移出《不周山》的两种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于1930年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 直到六年后才将其重新收录于《故事新编》之中，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论争说”, 二是“编书说”.笔者认为， 虽然以上两种观点确实能够相对合理地解释鲁迅为何要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 但却又都存在着某些漏洞， 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一） 与成仿吾之争
关于鲁迅为何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将这一行为视作鲁迅对成仿吾1924年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的回应。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 《呐喊》的出版为当时的文学界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气息， 因而备受赞誉。与鲁迅处于同一时代的张定璜先生， 在将文言小说同《狂人日记》进行对比阅读后说：“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 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1]茅盾引用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对天才作家的描述肯定鲁迅的《呐喊》， 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欣赏惊叹而外， 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 还有什么可说呢？”[2]即便身为鲁迅论敌的陈西滢也对《呐喊》中的小说《阿Q正传》给予了高度评价：“阿Q不仅是一个type, 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 同样有趣的人物， 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3]当时的评论者们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苦闷深有体会， 并纷纷从改良人生的角度感受鲁迅的作品， 通过对感性和印象直观表达的方式给予《呐喊》高度评价。但是， 在一片“异趣同归的赞美”中， 青年批评家成仿吾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成仿吾， 原名成灏，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1910年， 成仿吾随哥哥成劭吾前往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方文学， 深受浪漫主义文艺观念的影响。1921年， 他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建立新文学社团创造社。1923年， 成仿吾发表《诗之防御战》， 由此直接打出浪漫主义表现论的大旗。基于浪漫主义的文艺观念， 成仿吾于1924年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 几乎全盘否定了小说集《呐喊》中的作品：“《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描写虽佳， 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 《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4]149成仿吾由此认为， 由于鲁迅“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4]148, 以致“把他的典型写成abnormal的morbid的人物去了”[4]149, 所以“都是劳而无功的作品， 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4]150.可是， 除了对小说集《呐喊》中大部分作品的激烈批评外， 成仿吾唯独对《不周山》一文评价颇高：“《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 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这种意识的转变， 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 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 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4]151
面对成仿吾的激烈批评， 鲁迅并没有选择迅速回击， 直到一年后才写下一段文字回忆此事：“我的小说出版之后， 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 也有以为是病的， 也有以为滑稽的， 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 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5]通过隐晦的方式回应成仿吾的文学批评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伤害。十多年后， 鲁迅在1936年出版的《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再一次提及成仿吾的批评：“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 几斧砍杀了《呐喊》， 只推《不周山》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 一定自误， 而我也成了误人， 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 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灵魂’回敬了当头一棒。”[6]353-354
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看出， 鲁迅将《不周山》一文移出《呐喊》的行为是对成仿吾文学批评的回敬。那么， 既然是回敬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鲁迅完全可以在1924年---也就是成仿吾发表《〈呐喊〉的评论》的那一年---后马上将《不周山》移出。可是， 《不周山》却是在1930年1月《呐喊》第13次印刷时才被移出的， 此时距成仿吾的批评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 虽然中国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 但按照鲁迅的一贯性格来看， 隐忍六年对于鲁迅而言是万难做到的。因此， 尽管是鲁迅自己做出的解释， 笔者却认为“论争说”的观点并不可靠， 其中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地方。
（二） 编写小说集的需要
鲁迅之所以将《不周山》移出《呐喊》的另外一个主要观点是将其解释为编写新的小说集《故事新编》的需要。
尽管1922年创作的《不周山》距离1936年出版的《故事新编》在时间跨度上有14年之久， 但是， 《故事新编》中另外收录的《奔月》却是创作于1926年12月， 《眉间尺》的创作时间虽然存在争议， 但学界也在争论中形成了1926年底或1927年初两种结论。由此可见， 《故事新编》中有三篇小说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创作完成了的。除此之外， 同样是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 鲁迅写道：“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 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 来做短篇小说。”[6]353话语中就已经显露出创作一个系列短篇小说集的意向。随后， 序言中再次提及《故事新编》的编写历程：“直到1926年的秋天， 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 对着大海， 翻着古书， 四近无生人气， 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 却不绝地来信， 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 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 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6]354《奔月》与《眉间尺》便是那八则《故事新编》计划中的两则。同时， 根据上海鲁迅纪念馆施晓燕的研究：“目前所存的《眉间尺》手稿， 有一个副标题， 叫作‘新编的故事之一', 按照鲁迅创作《野草》及《朝花夕拾》的习惯， 他的系列文章， 一般都是’之一‘’之二‘’之三‘的排列法。”[7]因此， 结合鲁迅的《故事新编·序言》， 以及《眉间尺》手稿的副标题，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早在1926年就产生编写《故事新编》的想法并付诸实际行动， 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就是出于编写小说集的需要。
上述推断尽管有合理之处， 但落实到具体的时间节点上仍然无法解释清楚鲁迅为何要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既然要编写新的小说集， 那么， 如果不是在计划编写开始时进行整理工作， 就是在编辑即将结束时进行整理工作。按照“编书说”的推论， 鲁迅早在1926年就已经产生编写《故事新编》的想法， 其重要的论据就在于《奔月》和《眉间尺》两篇小说的创作。可是， 《奔月》创作于1926年12月30日， 发表于1927年1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期， 《眉间尺》的创作时间虽然不详， 但已知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8、9期。如果鲁迅真的是在1926年准备编写《故事新编》， 那么应当在《奔月》《眉间尺》发表之后就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 以备编写小说集使用。可是， 《不周山》却是在《奔月》《眉间尺》发表三年后的1930年才被抽出的， 这其中的时间跨度实在是很大。
此外， 《故事新编》收录的小说中距《眉间尺》发表时间最近的是1934年8月创作的《非攻》， 而《非攻》也距抽去《不周山》有四年多的时间。如此看来， 移出《不周山》的时间距离《眉间尺》和《非攻》的创作均相隔三四年之久， 恰恰是处于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笔者以为， 如果鲁迅真是出于编写《故事新编》的需要才抽出《不周山》， 那么要不选在1926年末创作《奔月》《眉间尺》的时候抽出《不周山》， 要不就应当选在1935年即将出版《故事新编》的时候移出《不周山》。1930年这个时间节点恰恰是“编书说”无法解释清楚的地方。
另外， 《故事新编》的出版也并不是一个长久计划的产物， 而恰恰是一个意外之喜。1935年3月，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 8月巴金担任总编辑， 策划推出“文学丛刊”, 其中就包括鲁迅的《故事新编》。对此， 巴金先生曾回忆说：“我对他 （笔者注：鲁迅） 说：’周先生， 编一个集子给我吧。‘他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两天他让黄源同志通知我集子的名字和内容， 说是还有三四篇文章没有动笔写， 等写好就给我送来。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8]自1935年8月约稿之后， 仅过去五个月， 《故事新编》便得以出版， 巴金的即兴约稿也从另一方面动摇了“编书说”的理论假设。
二、移出《不周山》与鲁迅心态的变化
笔者以为， 鲁迅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的主要动因既不是对成仿吾文学批评的“回敬”, 也不是出于编写新小说集《故事新编》的需要。移出《不周山》行为的背后， 实际上若隐若现地展示着鲁迅自身心态的变迁过程。只有从鲁迅心态演变的线索出发进行考察， 才能对鲁迅在1930年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 “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
1922年12月， 鲁迅发表《不周山》， 小说选取女娲补天救世、造物造人的神话进行改编， 以演绎印证弗洛伊德学说。其实， 小说以神话传说为题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鲁迅从1920年起陆续在北京几所大学主讲中国小说史并编写《中国小说史略》， 对中国历史上的神话传说了如指掌。因此， 鲁迅之所以能够创作《不周山》， 与他对中国神话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 如果将《不周山》与《呐喊》收录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不周山》是一篇充满异质性因素的格格不入的作品。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及自己创作的动力在于“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 因而深邃的现实主义成为鲁迅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批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礼教， 《孔乙己》揭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摧残， 《药》以悲悯的眼光注视为革命牺牲的先驱者和愚昧无知的庸众， 《阿Q正传》暴露国民劣根性问题， 这些小说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内容层面均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即便《呐喊》中不常被提及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小说， 在内容层面也都是选取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作者的童年记忆进行书写。唯有《不周山》选取远离社会现实的神话传说， 鲁迅本人也一再指出《不周山》“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 没什么可取”[9]655, “游戏之作居多”[9]322, “小玩意而已”.[9]230既然作者本人将《不周山》视为“游戏之作”, 那么为什么还要将其编入用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的小说集《呐喊》中呢？
如果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考察《不周山》， 可能无法理解鲁迅为何要将它收入《呐喊》之中。其实， 启蒙主义不过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光明”的一面， 由于过于闪亮， 结果使得鲁迅思想中的其他因素处于一种“灯下黑”的状态---虽然存在， 但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20世纪20年代初期， 鲁迅除坚持启蒙主义之外， 实际上还暗含着另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思想心态， 恰恰就是这种心态使得鲁迅能够创作出《不周山》并大胆地将其收入《呐喊》之中， 这种心态可以视作一种“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一方面， 鲁迅不是没有看到社会中存在着的苦闷与黑暗， 也没有失去与苦闷黑暗进行斗争的勇气；另一方面， 鲁迅却较常人看得更为长远， 常人看到的是“冬天过去， 春天就会到来”, 而鲁迅看到的却是“春后还是冬”.既然如此， 那么光明与希望不过是一种“虚妄”, “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0]21.1925年，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自己对于苦闷的方法， 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 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 硬唱凯歌， 算是乐趣。”[10]80由此可见， 鲁迅思想中除启蒙主义外还暗含着一种“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
游戏心态标志着自我的彻底解放， 作家由此处于无拘无束的写作境界， 全新的小说灵感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打开， 所以鲁迅才能创作出迥异于《呐喊》中其他小说风格的《不周山》。同时， 也正是因为抱着“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 鲁迅才会大胆地将《不周山》这篇“游戏之作”收入小说集《呐喊》之中。
（二） 个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心态
1930年1月， 鲁迅在《呐喊》第13次印刷时移出《不周山》， 标志着他的心态发生了一定变化。
1928年， 以成仿吾、冯乃超为代表的创造社留日青年学生回国后创办《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杂志， 同国内的太阳社一起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方面， 他们看到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 对文学未能适应斗争需要的现状深表不满， 急迫地要求用文学作为向反动势力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分析产生了偏差， 进而导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茅盾等一批进步作家， 否定“五四”新文学的成就， 引发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太阳社的青年批评家钱杏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依据撰文指出：“无论鲁迅着作的量增加到任何的地步， 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 无论《阿Q正传》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 在事实上看来， 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 他的着作内含的思想， 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11]面对汹涌而来的夹杂着谩骂与嘲讽的批评， 鲁迅开始广泛涉猎苏俄文艺理论书籍， 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1928年6月开始， 鲁迅先后翻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片上伸和青野季吉等人的理论评论、《现代新兴文艺的诸问题》， 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着作。通过阅读与翻译， 鲁迅的心态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在《三闲集·序》中， 鲁迅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 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 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 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12]6可以说， 到1928年之后， 鲁迅除早期的“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之外， 通过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 逐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
此时的鲁迅处于个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心态当中。一方面， 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 并对读者发挥作用， 鲁迅接受了这一观点。他在1928年发表的《文艺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一切文艺， 是宣传， 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 一写出， 就有宣传的可能， 除非你不作文， 不开口。那么， 用于革命， 作为工具的一种， 自然也是可以的。”[12]831930年3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再次提出文艺创作要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主张， 强调：“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 研究问题， 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 ’左‘, 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 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 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 然而也最容易’右倾‘.”[12]238因此， 依据神话改编的“游戏之作”《不周山》明显无法承担起“革命工具”的任务。另一方面， 鲁迅早期在个性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仍然存在并发挥着影响， 只不过他将这种心态掩藏得更为隐秘。从处理《不周山》一文的行为就可以发现鲁迅在个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冲突中产生的矛盾心态， 如果鲁迅此时百分之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 那么他就应该把《不周山》及类似作品直接一把火烧毁， 而不仅仅只是将《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恰恰是“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的存在， 使得鲁迅保留了他的那些颇显“油滑”“阴暗”的作品。由于最初抱着“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创作出的《不周山》在“革命”成为时代共名的环境中显得愈发刺眼， 鲁迅不得不将《不周山》一文移出《呐喊》。可以说， 移出《不周山》是鲁迅矛盾心态下的妥协行为。
（三） 自由自在的晚年心态
1936年， 小说集《故事新编》出版， 《不周山》一文改题为《补天》被收录其中。此时的鲁迅已经处于晚年， 在历经荣辱沧桑之后， 在穿越人生中的多次绝望之后， 鲁迅的心态重新达到一个清俊通脱、自由自在的境界， 一个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境界， 早期在创作《不周山》中被谨小慎微地压抑着的“油滑”“虚妄”, 在晚年如井喷一样地涌入《故事新编》。
在《故事新编》中， 处于健美本然状态的女娲遭到道学伪善者的攻击， 圣武遗风犹存的英雄不得不终日为食物奔波， 治水成功的大禹在结尾处被世俗社会同化， 坚守“忠孝”的伯夷、叔齐两兄弟最终被安上不忠不孝的罪名， 弑君者宴之敖者、眉间尺和君王一同享受民众的祭拜， 墨子在帮助宋国人民抵御侵略后便旋即被宋人抛弃， 老子在出关时与关尹喜等人的阻挠， 庄子与“起死”的汉子的一番闹剧， 无不充斥着一股“油滑”与“虚妄”的气味。
这种“油滑”与“虚妄”之气所隐含的正是鲁迅对社会人生的“生命悲剧体验”.人生是非理性的， 历史进程是混沌的， 充斥着苦闷与黑暗， 当晚年的鲁迅面对未来必将产生的个体死亡的胁迫威逼时， 他从“油滑”与“虚妄”中找到了人生的道路。正如汪卫东教授所说， 在《故事新编》所流露出来的“油滑”之中， “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人、批判与自况、怀古与讽刺、认真与嬉戏、愤怒与欢笑， 甚至小说还是非小说等等对立项， 都可以打成一片， 由此， 自我与世界、自我与自我之间也达成了和解”.[13]
三、结语
鲁迅在1930年1月《呐喊》第13次印刷时移出《不周山》的行为既不是“回敬”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也不是出于编写新小说集的需要， 而主要是自身心态不断变化的结果。鲁迅早期形成的“与黑暗捣乱”的游戏心态使得他大胆地创作出《不周山》并将其收录于小说集《呐喊》之中。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使得鲁迅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并与自身早期形成的游戏心态产生了激烈冲突， 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急迫要求下， 鲁迅只得将颇为“油滑”的《不周山》从《呐喊》中移出。晚年的鲁迅历经人世的沧桑变化， 最终重新张扬起那种汪洋恣肆的道家传统和自由自在的生命意志， 以滔滔不绝的笔力创造出泼辣、狂放、激烈、排圣贤反礼法的《故事新编》并将早年创作的《不周山》收入其中， 由此将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十三年的文学创作重新熔铸成一个整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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