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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禹锡与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们同为“永贞革新”中坚力量，相交相知多年，又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本文运用对比的研究手法，从政治社会思想与个人精神世界两个角度对刘柳的宝贵思想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 刘禹锡; 柳宗元; 政治社会思想; 个人精神世界;
中唐时期，唐王朝政治混乱，宦官把持军政大权，藩镇割据形势严峻，而百姓苦于严苛赋税民不聊生。面对这种现状，顺宗进行了着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与柳宗元积极参与政治革新运动，成为革新派核心人物，主要改革政策有减轻百姓赋税徭役、打击宦官势力和贪官污吏、进行军队改革以压制藩镇等。永贞革新失败后，二人均多年被贬，最终柳宗元先于刘禹锡死于任所。刘柳从年轻时相交相知，拥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同为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其宝贵思想值得我们进行探究与思索。
一、刘柳政治社会思想初探
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有天与人对立统一的思想。柳宗元认为，天有“生殖”和“灾荒”的功能，人有“法制”和“悖乱”的功能，天人各不相预、并立平等。刘禹锡的《天论》三篇在继承柳宗元天人思想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发展，他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认为人用法制可以胜天，并在此基调上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社会思想。在《砥石赋》中，对西周以来的王朝更替进行总结，结论是以法治国才能政权长久。
在《华佗论》中，刘禹锡借华佗被曹操杀死一事，揭示了封建统治者执掌生杀大权，根据自己的好恶可以随意惩罚甚至杀人：“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1]在《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中，刘禹锡用上阵杀敌，真正做出好事的人“衰容蔽逸气，孑孑无人知。”而在背后陷害忠良的小人却“一言合侯王，腰佩黄金龟。”[2]说明统治者被小人所蒙蔽，听信谗言，不能深刻体察民情，批判封建统治者识人不明，善恶不分。这一点在柳宗元这里也有体现，他在《六逆论》中也表达了对封建统治者用人不当、任用奸恶小人的不满。“晋厉死而悼公人，乃理；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候，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特也。”[3]他认为出身高贵、与统治者亲近以及资历老的大臣未必可靠，不能简单地凭以上三点就轻易启用，所以“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这种说法是可以舍弃的，“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
柳宗元与刘禹锡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都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刘禹锡在《讯氓》一文中，借与流亡人民的对话，表现了当时社会动乱、政治混乱、人民民不聊生的现实，表达出自己对于百姓强烈的同情心。刘禹锡所提出的法制思想是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为根基的，他在文中指明，如果百姓生活富足，就会渴望一个稳定的社会，遵守法律法规，如果百姓生活贫困潦倒，就会为了经济利益去触犯法律，因此，赋税政策一定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同时要抑制豪强。关于赋税与民生，柳宗元也有同样观点，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他开篇就明确指出唐王朝的社会问题在对人民征收的严苛赋税，而严苛赋税的根源又是富豪的贿赂与吏治的混乱，“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这就导致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穷人的生活愈加艰难，而富人更加放肆骄奢，“则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4]柳宗元在《辨侵伐论》中还提出不能轻易发动战争，即使是为百姓利益的正义战争也要谨慎考虑。“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馀以用其人：一曰义有馀，二曰人力有馀，三曰货食有馀。”[5]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认为是否应该发动战争的标准是百姓能不能照常生活，如若不能，即便是正义战争也要暂时放缓，不能生灵涂炭。这实际上是希望唐王朝多多关注人民群众，关注人民利益，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如此才能得民心，政权才能得到长久的稳定。
关于削藩思想，在刘禹锡的诗文中体现较多，他认为实现唐朝统一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削除藩镇。在《城西行》中，他的这种思想表现的尤为明显：“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为谁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衢车马轰如雷。临刑与酒杯未覆，雠家白官先请肉。守吏能然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人散泰阶平，雨洗血痕春草生。”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唐王朝军队攻破蔡州，生擒了割据抗命的淮西藩帅吴元济。远在连州的刘禹锡听闻这个消息后大喜，写下《平蔡州》三首，表达内心的喜悦、激动。“汉家飞将下天来，马(9)一挥门洞。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其一）“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其二）表达了刘禹锡对唐王朝这次平叛行动的高度赞扬。“南峰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礼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恒山。”通过对平叛后百姓生活的描写，表现了这次的正义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同时也希望唐朝加大对藩镇的打击力度，实现全国统一，重现大唐威风。另一个地方割据军阀李师道作恶多端，曾派刺客刺死宰相武元衡、刺伤裴度，元和十三年终被唐朝大军攻破，消息传到被贬谪连州的刘禹锡那里时，他十分高兴，作《平齐行》二首来庆贺胜利。
刘禹锡与柳宗元被贬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思想，并实践于贬所。改革刚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但“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6]，追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其二人虽有被贬后的孤寂、愤懑，但并未因此消沉，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当地民生。柳宗元作为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没有实权，不能参与政务，但他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老百姓。“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元和七、八年永州多火灾，据传是由毕方鸟引起，于是柳宗元便写下《逐毕方文》，驱除作祟的火鸟。传闻零城城西有螭龙害人：“零城西有螭，室于江”，柳宗元“于是作《诉螭》，投之江”。因为不能参与政务，柳宗元对当地生活的反应以及对百姓的同情只能反应在他的诗文里。在《田家三首》中，柳宗元就描述了农民生活的困难：“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每天天未亮就要去田里耕作，天黑才回家，辛辛苦苦一整年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根本不能得到多少，只能勉强糊口罢了，并且交税稍有延迟，就会换来官吏的毒打：“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元和十年，柳宗元短暂被召回后长安又被贬往柳州。在柳州的四年时间里，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修建孔庙、重视教育、整顿治安、释放奴婢等措施，不仅使柳州当地百姓受益，还影响了附近的人民，对柳州这样偏远地区的人民的开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刘禹锡也是如此，被贬连州、合州等地后，他都亲自考察当地民生民情，积极实践政治理想。被贬到苏州时遇到水灾，刘禹锡积极组织救灾，帮助恢复百姓生活，当年被朝廷考评为“政最”，赐紫金鱼袋，苏州百姓将他于曾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与白居易并称为苏州“三贤”。
二、刘柳的精神世界初探
贞元二十一年，唐宪宗即位，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皆被贬出京城。最终，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朗州（今湖南常德）、永州（今湖南）在当时都是偏远蛮荒之地。“初日遍露草，野田荒悠悠。”[7]，“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8]刘禹锡在诗中描述了朗州的荒凉，也表现出内心的恐惧、不安及对未来的担忧。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同刘禹锡一般，是个没实权的职位。初到永州，由于水土不服，柳宗元的母亲不久就病倒了，在元和元年五月溘然长逝，柳宗元的内心悲伤到了极点，“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9]。柳宗元到了永州后，自己身体也不好，在文中写到自己患多种疾病，甚至觉得生活无望，他的伤心、愁闷可想而知。
从二人的诗句以及经历来看，柳宗元与刘禹锡都兼有佛释道三家思想，但在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前提下，刘禹锡更多向道家思想倾斜。纵使刘禹锡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雄伟抱负，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在贬谪期间的种种遭遇，使得他倾向于寻找世外桃源。《八月十五日夜桃源望月》《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正是他这一思想的真实写照。在《游桃源一百韵》中，刘禹锡这样描述了他心中的桃源世界：“仙翁遗竹杖，王母留桃核。姹女飞丹砂，青童护金液。宝气浮鼎耳，神光生剑脊。”从诗句看来，更像是一个道家仙界。这与他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解脱离不开关系。“世所谓道，无非畏达，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10]虽然悟道，但更多的是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刘禹锡还是无法完全忘却人世。他在《桃源行》中写道：“翻然恐失乡县处，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虽然心灵遭受重创，但刘禹锡没有消极放弃，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去迎接，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柳宗元则更倾向于佛教。柳宗元在被贬前，甚至可以说是在小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佛教思想，“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11]，这跟他的家庭以及自身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到洪州，那时南宗禅师马祖道一在那里开法，后来柳宗元被贬永州，那里也是佛教兴盛的地方。柳宗元很欣赏王羲之、谢灵运、谢安石等人亦儒亦佛的生活。但这时他的仕途平顺，忙于政事，所以他的佛教思想并没有在这一时期显现出来。被贬永州后，一下子从受器重的大臣沦为毫无权力的刺史，落差巨大，让他难以接受。再加上他刚到永州时“居无定所”，借住在龙兴寺，每日接触佛教，于是柳宗元的佛教思想便在这时开始表现出来。但柳宗元并不是完全信奉佛教，他思想的根本还是儒学，结合佛教以“统合儒释”，提出“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咸伸其所长而黝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12]的主张。
二人在被贬后对朝堂的态度也有较大的不同，刘禹锡始终思念着长安，并且这种感情表现得很明显，而柳宗元相比之下就内敛了很多，选择游山玩水来排遣自己的忧愁。被贬，就意味着远离朝堂、远离政治中心，更是意味着刘禹锡的理想抱负无法再有机会得到施展。刘禹锡《荆门道怀古》中写道，“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南国昔日的繁华如今已是满目荒凉，借臾信思念江陵表明自己对长安的牵挂，暗含对永贞革新失败抱负不得施展的愤懑。在整个被贬谪的生涯中，刘禹锡都一直渴望能回到长安。“叫阍道非远，赐环期自赊。孤臣本危涕，乔木在天涯”[13]，“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14]，都是他的心声写照。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回到长安的机会，多次向朝廷请求调回长安或者离长安近一些，但都未能实现。尤其是被贬后的第二年，宪宗大赦天下，但刘禹锡、柳宗元这些因永贞革新遭贬的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无疑是给了刘禹锡一个沉重的打击，刘禹锡在诗歌里写流尘掩盖了明镜的光芒，以此借指因革新被贬的诗人逢恩不原。柳宗元没有因此消沉，而是选择在文学方面展示自己的实力，他的文学创作在永州时达到了巅峰。柳宗元纵情山水，企图从自然景物中找到心灵的解脱，哪怕这种排遣是暂时的。于是就有了着名的永州八记。从《小石潭记》中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忧郁心境并没有得到完全消遣，“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他悲凉的心境也给周围的景物蒙上了一层伤感之情。
在对革新失败的反思上，二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柳宗元被贬后，积极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寄许京兆书》中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但刘禹锡却与此大为不同，他坚信永贞革新是正确的，只是受到小人的阻挠才会失败，认为“祸起飞语，刑极沦胥”[15]。且刘禹锡为人性情刚烈，从不屈服。元和十年，刘禹锡终于等来了朝廷让他们回京的诏书，他的心情自然是激动、欣喜的。“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樯竿上，始见春江阔。”[16]此时对于这些革新派来说，形势一片好转，从贬地回到了京城。但性情耿直的刘禹锡回首当年的革新，再加上他看不惯这些权贵们的做派，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在政治极度敏感的时候，竟然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样的诗句，再次触怒宪宗而被贬。
三、结束语
刘禹锡与柳宗元拥有相似的政治社会思想，他们认同削除藩镇势力，批判当权派与其用人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本民生思想。被贬后，二人的内心世界均经过了剧烈的变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给我们以更深刻的触动。刘柳二位改革派先驱给我们留下了种种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后人探究思索。
参考文献
[1] 刘禹锡.华佗论[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 刘禹锡.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 柳宗元.六逆论[M]//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4]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M]//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5] 柳宗元.辨侵伐论[M]//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6] 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7]刘禹锡.登陕州城北楼却寄京师亲友[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 刘禹锡.赴连州途径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 柳宗元.先太夫人归祔志[M]//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10] 刘禹锡.送僧元高南游并引[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1] 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M]//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12] 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M]//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13] 刘禹锡.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4] 刘禹锡.采菱行[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 刘禹锡.上中书李相公启[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6] 刘禹锡.荆州歌二首(其二)[M]//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