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梓俊,小狗呕吐拉稀,摊贩对对碰
摘 要： 《洛阳道》《长安道》古辞早已不存, 横吹曲辞经过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改造, 不再配乐而歌, 成为案头之作。《洛阳道》《长安道》在篇制、声律、对偶等方面接近于近体诗的写作模式, 承载着文人们的精神追求。本文将二辞与南朝其他乐府诗中的洛阳和长安进行比较, 分析对唐代京城诗的影响。
关键词： 《乐府诗集》; 南朝乐府诗; 长安道; 洛阳道; 文学地理;
一、南朝文人对横吹曲辞的改造
横吹曲最初是北方少数民族铿锵有力的军中之乐。汉武帝时期, 张骞将其传入中原, 李延年根据旧曲作新声。魏晋以来, 汉横吹曲古辞已不存。萧绎的《陇头水》将人们带入到悲壮苍凉行军征战的画面中, 阮卓笔下的《长安道》勾勒出晨钟响起的长安城的景象。文人们对曾经的帝都素未谋面, 却淋漓尽致地将帝都的磅礴气势展现于眼前。南朝文人在拟乐府的过程中把目光聚焦于内容, 或围绕古辞展开叙述, 或借古辞抒发其内心的真实情感。创作方式多通过历史文学作品的记载结合现实情境的渗透加以文学想象。
二、南朝乐府里的《洛阳道》《长安道》
(一) 概况
《长安道》和《洛阳道》二曲属于汉横吹曲辞这一音乐系统, 古辞早已不存, 现存最早的便是南朝文人的拟乐府。南朝文人所写《洛阳道》《长安道》将他们所想象的长安、洛阳写得恢弘繁奢:道路四通八达, 王孙贵族沉溺于歌舞声色, 少年们骑马驾车踏青游春;衣着华丽的养蚕女子到田间去采摘桑叶, 处处呈现出歌舞升平、欢声笑语之景。这二十九首诗将长安、洛阳殿宇飞檐的盛世景象、王侯贵族的奢侈腐朽、市井坊巷的百态人生写得淋漓尽致。
(二) 写作模式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了永明体的诗风, 沈约等人开始根据“四声”“八病”进行诗歌创作。齐、梁、陈三代诗人, 他们正处于古体诗和新体诗的变革时期, 同时他们也在对偶和散句相间的各种变化过程中探寻新体式的变化。《长安道》《洛阳道》为梁陈时期的文人衍生古乐府的案头之作, 其中只有陈叔宝《洛阳道》一首为五言十句, 其余则采用五言八句这种接近五言律诗的形式。篇制的五言八句式已初步具备了标准五言律诗必备的三要素之一。对偶格律化是五言律诗必备的要素之二, 南北朝时期运用对偶形式的诗歌创作已开始大规模出现。梁简文帝《洛阳道》中“游童蚕妾”“挟弹提筐”等对偶模式随处可见, 在《长安道》中亦是如此。在陈叔宝的《洛阳道》五首中不难发现, 诗歌或前三联对偶, 或后三联对偶, 不止是中间二联的对偶。《洛阳道》《长安道》作为梁陈时代诗人的诗歌创作, 处处体现着对偶模式, 尤其是中间两联运用对偶的形式更为广泛。明谢榛的《四溟诗话》卷一“律诗重在对偶”, 1可见在《长安道》《洛阳道》的书写中已经初步具备了五言律诗的重要特征。格律上有的已接近于近体诗在偶数句押韵的模式, 如梁元帝《洛阳道》全诗只在偶数句押韵。由于齐、梁、陈时代, 处于古近体之变的过渡时期, 虽尚未形成近体诗严格的要求, 却也在诗歌较为宽松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用韵。南朝文人笔下的《洛阳道》和《长安道》均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相粘或是相对, 但是多数诗句的声律结构较随意。
南朝时期思想相对自由, 他们摒弃东汉时期森严的礼法制度, 选择魏晋典故。南朝文人书写的《洛阳道》中涉及诸多西晋名士身居东都洛阳的典故, 尤以“掷果盈车”的典故为最。如“聚车看卫玠, 连手望安仁”2“欲知双璧价, 潘夏正连茵”, 3这些诗句中借用潘岳掷果盈车的典故, 以及看杀卫玠和夏侯湛与潘岳同车接茵等典故, 从而展现当时城市中众人的生活及精神面貌, 反映出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人们对美的追寻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长安道》则将目光聚焦于西汉长安的人物典故, 如“张敞车单马, 韩嫣乘副轩”4是写宣帝时张敞的不受宠和汉武帝时韩嫣深受皇帝宠爱的奢华盛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典故自然融入, 将长安城的贵族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 身处南朝的文人借此表达他们所处的门阀制度兴盛的南朝社会名门望族富足安乐的生活图景。
纵观南朝历史, 环境相对平稳的江南水乡, 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导致城市商业异常繁荣, 礼崩乐坏, 统治阶级沉浸于声色享乐之中, 整个社会呈现出享乐主义的风尚, 这一时期的诗歌风貌呈现出华丽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5可见“元嘉体”已崇尚诗歌重情志, 文采尚华丽。随着永明体、宫体诗相继出现, 音律上讲究声律对偶的同时, 形式上也追求辞藻靡丽。南朝时期《洛阳道》《长安道》多为永明体和宫体诗的诗人所创作, 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永明体和宫体诗的诗歌风貌, 用词造句追求华丽, 将他们未曾领略过的洛阳、长安塑造得大气磅礴, 恢弘壮阔。
(三) 精神追求
偏安一隅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 商业的勃发, 都市中的人们沉溺于声色之中, 他们追求生活的安逸富足, 享受歌舞升平的欢乐。《长安道》中汉代的长安城以政治权力中心出现, 《洛阳道》则被定位为商业中心。虽然南朝文人对这两个都市有不同的角色定位, 《长安道》《洛阳道》却以自己的方式展现那个时代曾经的都市生活。此时的洛阳和长安战乱频繁, 失去了曾经作为帝都的兴盛繁华, 同时文人们也失去了自己内心的归属。文人们通过对前人文本的认识而产生的想象之辞来表达恢复无望的焦虑, 借洛阳、长安表达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黍离之悲。同时展现当时南朝社会所处生活环境的安逸富足, 流露出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
三、对比和影响
(一) 和南朝其他乐府诗中的长安、洛阳做对比
南朝其他乐府诗中的长安、洛阳分别散落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和杂曲歌辞中。相比于《长安道》《洛阳道》整齐的五言八句的形式, 南朝其他乐府诗中所写长安、洛阳形式长短不一, 五言、七言、杂言贯穿其中。
《长安道》以道路建筑的描写展现出帝都通达四海的恢弘之势, 表现帝王将相的活动空间, 而南朝其他乐府中的长安更多侧重都市中人们及其生活的描写。大量的诗歌中涉及长安城中的游侠及美少年, 他们或嗜酒任性, 或轻生重义, 或意气风发, 满怀建功立业的豪情;他们的生活多是狂放不羁, 整日里游走街头, 无所事事;连他们出行工具的配置都尽显奢华, “金络锦”“青丝鞚”等都是普通百姓无法比拟的。《长安有狭斜行》以官宦富贵之家为主体, 他们不但是财富的主导者, 更是权力的拥有者, 家居宫苑旁, 妻妾成群, 拥有良马, 渲染主人公的富有以及身份的尊贵, 烘托官宦之家的富丽堂皇。南朝其他乐府诗中的长安是文人心中归属感的代表, 是他们凯旋而归的地方, 是征战他乡心心相念的地方, 是面对危急, 誓死保卫的地方。如梁简文帝的《陇西行》以及沈约等人拟作的《白马篇》等, 表达着对长安的眷恋之情。
洛阳赋予的是浓重的商业色彩, 满足着人们对声色的追求。《洛阳道》塑造了洛阳大道贵族上层阶层寻欢作乐、歌舞升平的场景, 大道、车马与挟弹少年和采桑佳丽构成了奢华富丽的洛阳都市图。而南朝其他文人所写到的洛阳除此之外, 更倾向于寄托思念之情。或是借路途遥远都无法阻挡彼此的思念, 或是春光明媚的洛阳城将思妇的情绪带入到远征之人心中。
(二) 对唐代京城诗的影响
《长安道》《洛阳道》五言八句的的形式, 运用“四声八病”进行诗歌创作, 对偶和散句相间的模式为唐代五言律诗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使唐朝的五言律诗在篇制、声律、对偶上达到和谐统一。
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所写的汉大赋中铺叙渲染王侯将相的宫苑和陈设。南朝《长安道》《洛阳道》在汉赋的基础上加之文人的想象, 对长安和洛阳进行创作。这些诗影响了初唐时期一批京城诗的形成, 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初唐京城诗以汉代的长安大道展开, 将城中之景和王公贵族沉溺声色的生活之景刻画得淋漓尽致, 与南朝文人拟作的《长安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结语
南朝时期的洛阳和长安虽已失去了往日的富丽堂皇, 而南朝文人透过《洛阳道》《长安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洛阳和长安的恢弘壮阔。这些文人身居江南, 他们将恢复无望的黍离之悲融入江南的现实中, 将帝都怀想真情流露, 展现出别样的洛阳、长安风情。
参考文献
梁·萧统编、李善注1986《昭明文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刘勰撰、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2000《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宋·郭茂倩2017《乐府诗集》, 北京:中华书局。
明·谢榛、宛平校点1961《四溟诗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清·沈德潜撰、王宏林笺注2013《说诗晬语笺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涤非1984《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运熙2006《乐府诗述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葛晓音1990《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 《求索》第3期。
注释
1 明·谢榛、宛平校点1961《四溟诗话》第19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 宋·郭茂倩2017《乐府诗集》第498页, 北京:中华书局。
3 宋·郭茂倩2017《乐府诗集》第499页, 北京:中华书局。
4 宋·郭茂倩2017《乐府诗集》第504页, 北京:中华书局。
5 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2000《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65页, 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