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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凯文·鲍尔斯的《黄鸟》作为一部伊战小说,将美国后9·11文坛力作弃之角落的反恐战争带入读者的伦理视野。立足于后9·11图像语境,从视觉与伦理书写的双重维度出发,《黄鸟》利用颇具视觉隐喻性的文学叙事手法,讽刺与改写了诸多美国后9·11图像,昭示了图像与真实的彻底撕裂,颠覆了正义战争论的视觉假象与伦理幻影,最终将隐匿的他者显现于后9·11小说的文学想象中,将他者生命的脆弱性与可悲怆性带入人类战争的伦理反思。
关键词： 《黄鸟》; 伊战小说; 图像语境; 伦理反思;
Abstract： As a novel fictionalizing Iraq war, Kevin Powers' The Yellow Birds brings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ack to the post-9/11 literary circle, and back to the readers' ethical view. Based on the post-9/11 context of images, this paper, with its focus on the visu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uncovers that Powers satirizes and overturns the official visual means, which accordingly demonstrates the utter disruption between images and reality, and crushes the visual and ethical illusion of just war theory, finally visualizing the Other in the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post-9/11 novels, and bringing the precarious and grievable nature of the Other's life into the ethical reflection of human wars.
Keyword： The Yellow Birds; Iraq war novel; context of images; ethical introspection;
约翰·利蒙(John Limon)在《书写战争》(Writing After War,1994)序言末尾曾说:“美国是‘一个由战争造就的国家’”,“忽略战争显然即为忽略美国”,但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定义或代表文学时期划分的美国小说家,却总是省略对战争的描述”[1]。被利蒙言中的这一文学惯象在早期后9·11文学中故态复萌。9·11恐怖袭击作为摄人心魄的视觉事件,仅在十年间便催生了数位文坛巨擘与大批学者争相探讨如何“在伦理与美学层面再现这场灾难”[2],但论及反恐战争,情况却判若云泥。就数量而言,反恐战争小说绝非少数;就质量而言,它们往往缺乏对战争的真实再现与伦理反思。
2012年作为转折点,为反恐战争小说掀开了新的篇章,相继出版的伊战佳作纷纷赢得文学大奖与知名学者的青睐,这不仅说明伊战小说已“正式步入严肃文学的殿堂并逐渐兴起”[3],也说明后9·11文学对反恐战争小说的正式悦纳。同年出版的《黄鸟》(The Yellow Birds)便是其中一例,这部由退伍军人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1980—)创作的后9·11战争小说,脱掉美国反恐战争小说一贯的惊悚与阴谋套路,讲述了一位年仅21岁的美国二等兵巴特尔的伊战经历。在国内外为数不多的代表性研究中,戈尔曼通过“荒原”“缺席”“家园”三个角度,剖析了《黄鸟》如何挑战后9·11时代对差异的二元化理解[4]。事实上,鲍尔斯在文学叙事中不仅挑战了二元话语,更与美国整个后9·11视觉叙事与正义战争论展开了博弈。本文拟立足于被学界忽略的图像语境,“从文本外部的社会历史空间和内部的语言审美空间同时切入”[5],探究《黄鸟》对伊拉克战争“开战正义”和“作战正义”以及显现他者的视觉与伦理书写,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的后9·11文学研究。
一、视觉与伦理书写中的“开战正义”
“9·11事件”一经爆发,正义战争论便火速成为了美国公众话语的道德风向标,成为了支持复仇之战的中坚力量。迈克尔·沃尔泽阐释的正义战争理论一般分为两个部分1,第一部分即“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其所关注的课题是作战原因,所使用的核心标准是正当理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连续几天内,美国电视媒体以开战正义为导向,日以继夜地循环播放双塔被袭、爆炸、崩塌的视觉画面,令这些惊世骇人的9·11景观犹如鬼魂一般盘桓于美国文化之中,从而构建起美国民众对集体创伤的共感,对暴力还击的认同。
“我们应该用核武器,把那些沙漠黑鬼炸回石器时代”,“把他们的整个国家都炸成玻璃渣子”[6]118。《黄鸟》借由一位机场服务员之口,犀利再现了美国民众对恐怖分子乃至伊拉克民众的病态仇恨。“我们”与“他们”在道德中的割裂横扫了整个公众话语,并将伊战塑造成一场正邪对决的神圣之战。这股近乎歇斯底里的正义观之所以在美国扎根生枝,依仗的恰是布什政府精心打造的两大视觉利器:一为无恶不作的变态恶魔,二为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
现实中,恐怖分子往往具有隐形性的视觉特点,这令美国推销邪恶形象之举好似捕风捉影,而伊拉克战争却令此症结迎刃而解。与神出鬼没的本·拉登相比,萨达姆无疑是更具视觉效果的绝佳人选。其“在照片与雕像中挥舞武器”的“典型军阀”形象,早已被美国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合成图像”中锁定为“希特勒的中东继承人”[7]。可在《黄鸟》中,美国官方费尽周折地给敌人披上的视觉外衣却被集体隐形,原本在公众视线中清晰可见的魔鬼形象被抹除干净,取而代之的是看不到的敌人或显形为尸体的敌人。
“没人看见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巴特尔在执行任务时如是道来,“我扣动了扳机,尽管没有看到任何目标”[6]130-131。这种毫无目标的疯狂扫射在主人公对敌我交火的摹状中俯拾皆是,一者真实反映了美军作战的莽撞与徒劳,再者玄妙消弭了读者对敌对目标的视觉想象。此外,小说在每次交战后所描写的敌人尸首,更倾覆了读者对邪恶他者的视觉认知。“我们看见一条浅沟那横着两具敌人的尸体——两个男孩,十六岁左右”,“阳光从乱蓬蓬的树枝间透射下来,照在那两个男孩的尸体上。他们本是棕色的皮肤已经变得苍白”,“沟底沉淀着两大摊血,这时已经凝固”[6]132。起初在读者眼中隐形的敌人,此时以未成年死者的形象浮现,“透射”的“阳光”、“苍白”的“皮肤”、“凝固”的鲜血,这些触目惊心的光影与色彩,透过文字渲染着男孩亡故的视觉画面,推动读者重新定位对出战原因的道德判断。
在文字中分崩离析的不单是敌人的视觉形象,还有官方潜心维护的英雄群像。双塔遭袭后,美国媒体利用铺天盖地的视觉包装与造势,将本为劫难的国家悲剧演绎成了尽显男性力量的英雄神话。一时间,在有关9·11的救援报道、哀悼仪式以及电视电影当中,所向披靡的超级英雄形象顷刻席卷了公众视野,向人们兜售美国硬汉对抗邪恶、拯救世界的热切希望,怂恿民众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出战动机。
鲍尔斯笔下的美国军人,不啻一举戳破了读者关于英雄硬汉的各种视觉幻想。在小说开篇便已宣告毙命的默夫,从始至终都被描绘为一个天真、幼稚的小男孩[6]90:“他盘腿坐在雪地里,步枪搁在腿上,像布娃娃那样抱着。”[6]45如此孱弱稚嫩的默夫与硬汉的视觉形象相去甚远,与残酷无情的伊拉克战争更是格格不入。年仅十八岁的他注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并于终了之日化作一具“映着橘黄色”战火的尸体。这火光便“是他羊皮纸似的皮肤的唯一色彩”,使其几近成为了“一块描绘火景的画布”[6]235。默夫苍白的躯体最终为战争充当了“画布”,不幸殒命的他在视觉修辞上构成了暴烈烽火的鲜活映照与无声控诉。此处绘制的尸身画面,绝非英雄战死沙场的悲壮图景,却满是弱者遭遇战争洗劫的苍凉。
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巴特尔也间或表露自己对默夫的视觉与心理认同:“我们像两个孩子那样说着话,像照模糊的镜子那样望着对方。”[6]90借由镜子的意象,主人公在默夫脸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们与硬汉背道而驰的脆弱形象。他的凝视不单衍射了自己对默夫推卸不掉的伦理责任,也映射出美国士兵的视觉本相。恰如巴特尔自己所承认的,他们“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征兵海报上的优秀士兵”[6]200,他们“为了成为真正的男人”而参战,却最终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男人”[6]163。这场号称开战正义的伊拉克战争为士兵带来的不是男子汉般的荣耀洗礼,而是英雄幻想的失落幻灭。由此,官方图像中敌人与英雄的蛊惑形象连同伊战动机的伦理假象,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二、视觉与伦理书写中的“作战正义”
根据正义战争论,“战争总要受到两次判断:第一次是有关国家开战的理由;第二次是有关战争作战的方式”[8]。第二部分“作战正义”(jus in bello)的核心标准便是要尽力减少或避免平民伤亡,它是所有战争本应遵循的准则,也是布什政府的郑重承诺。可在伊拉克战争中,这种对生命的郑重许诺再度演化为视觉层面的肤浅炫技。作为第一个在电视上直播的军事冲突,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曾被鲍德里亚定位为一场“干净的战争”、一场“没有死伤枕籍”画面的战争[9]124。推此及彼,爆发于21世纪的反恐战争则绝对是此定义的升级版本。作为第一个置身网络媒体的视觉之战,反恐战争借助照片、电视、电影、网络等图像传播渠道,极力打造干净利落的战场画面,营造作战正义的视觉态势。然而这场看似公开可见的战争,实则隐藏了诸多不为公众所见的视觉图像,掩盖了狂轰滥炸之下市景毁灭、尸满城壕的画面。
如果说鲍尔斯在捅破开战正义假象时,是将可见的敌人复原至隐形本相的话,那么他在击破作战正义幻景时,则将不可见的亡者显形为无以回避的视觉想象。利用充溢隐喻效果的视觉语言,作者将高科技战争中号称精准的轰炸比作制造尸体的种子;将原本抽象的作战手法具象为城市的“废墟”之态;将原本不可见的死伤画面勾勒为凋零、枯萎的“花草”。此般断瓦残垣、遍野横尸的景象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旨在指引读者明察进攻性图像与灾难性后果之间的关联,洞彻作战正义与平民伤亡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
其实在开卷之初,民众眼中原本“伸张正义”的战争,业已幻化为吞噬生命的野兽。它“在暗处瞪着白眼,虎视眈眈”,并在“烽火中繁衍”[6]3;它每天每刻都在伺机索命,并潜入主人公的梦魇,宣告自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小说头两页的叙事中,“战争”与“死亡”两词反复出现,将读者拉入兵革之祸所投射的死亡阴影下,让他们意识到这场声称作战正义的战争正在不加区分地屠弑“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及孩子”[6]4。
在现实中,个体生命的消逝遭到了后9·11图像的隐匿,成为了一种抽象的数据符号。恰似主人公所言,他们成为了“茫茫沙尘中的一个数字”“一种符号”,成为了公众眼中“无足轻重”的匿名亡者[6]13。小说中,这些数字集体具象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从意外遭袭、突然毙命的当地翻译马克利,到撒手人寰、暴尸街边的伊拉克老媪,再到腹部中弹、不停哀嚎的三排二等兵,等等。美国长官与民众在“某地某间温暖、干爽、安全的屋里”获知的空洞数字[6]17,在文字叙事中被传神复原为一幅幅惨不忍睹的伤亡画面,有力揭示了伊战现场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戕害。
《黄鸟》不仅还原了伊战现场涂炭生灵的画面,还道破了官方图像叙事的虚假本相。为了有效制造可控、有序的战争场面,美国白宫在伊拉克战场上广泛安插了“由五角大楼直接掌控”的“嵌入式记者”,跟随陆军报道前线战况[10]。透过巴特尔的视角,小说曝光了嵌入式报道未公开的幕后真相。其间,他对上校表情骤变的观察与面孔真实性的质疑,暗示了报道画面的虚假性。上校那句“你们在拍了吗”,更令读者对镁光灯下的做秀本质洞若观火。一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嵌入式报道注定要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它被局限在“特定的场景”“特定的图像”“特定的叙事”中[11]64-65。这既是媒体心照不宣的法则,也是鲍尔斯意在揭露的真相,一个隐藏在图像表象背后的真相。
图像本该传达真相,但在美国伊拉克战争中,官方与主流媒体通过对不利图像的禁令与有利图像的散播,限制了公众“对战争进程与信念的判断”[11]81。在这种意义下,图像反而在公众的被动观看中抹去了真相。对此,鲍尔斯凭借充满反叙事势头的视觉修辞手法,将民众熟悉的官方图像逐个逆转为颇具陌生化效果的视觉想象。于是读者发现媒体报道中大动干戈拯救女兵林奇的感人画面,在小说中改换为士兵默夫被抛尸河中的悲凉场景;伊拉克民众推倒萨达姆雕像的泄恨图像,转变为他们畏惧美军四散而逃的惯见场面;布什总统高喊胜利宣言的振奋镜头,则替换为战场尸体成堆、难民成患的末世图景。
《黄鸟》对官方图像的频频解构重塑了读者对伊战作战方式的道德评判,其对视觉图像的文字再现则进一步揭露了图像与真实的彻底撕裂。例如,在巴特尔对默夫的回忆中,他曾多次提及照片:“照片里的默夫显得富有生气。那副表情,除了在那张照片里,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6]91照片与现实的相互抵牾,不禁让读者感叹图像本身转瞬即逝的质地,感悟图像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旦人们冲破了这一鸿沟,他们对这场战争的伦理认知便再无法恢复到有序的幻象之中。有如巴特尔在监狱墙上画出的记号,它们“根本不可能”在“有朝一日”重新“有规律地排列起来”,用以编绘“一个有条理的”战争故事,因为它们“正反映了那场战争的混乱和无序”[6]240-241。其实,映照战争混乱无序的不单是监狱墙上毫无规律的画符,还有作者笔下千头万绪的叙事脉络。
与多数后9·11小说一样,《黄鸟》并没有以线性时间顺序展开叙事,而是将战场、战前与战后的时空打乱,相互交错在整个叙事结构中。一方面,有关战场的叙述占据小说5章内容,它作为封闭向前的叙事动力,一路指向默夫的殒逝,赋予读者一种无法回头、无力逆转的宿命感;另一方面,战场叙事又不时地顺着主人公的回忆与潜意识,闯入战前与战后的另6章叙述中,肢解它们原本线性的叙事时间。线性叙事的断裂作为逻辑与连续性的明显断层,传达给读者一种时空的混乱感,一种战争永无终结的迷失感。在盘根错节的叙事结构下,这场貌似正义的战争化身为一个横冲直撞的弑命魔鬼,在整部小说中辗转流窜,不断吞噬沿途的生命,侵扰正常的生活,并最终亲自踏碎作战正义的幻象。
三、显现他者的视觉与伦理书写
单就伊拉克而言,“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已造成10万余平民丧生,将近500万人沦为难民,无家可归,颠沛流离。鏖战十余年,整个国家城毁家亡,徘徊于“内战边缘”[9]9。然而,他者的苦难连同对他者的责任,却共同湮没在美国官方图像单一、排异的叙事逻辑之中,消逝于美国民众闭合、被动的观看模式之下。作为反战小说,《黄鸟》打破了这些视觉桎梏,显现了伊拉克受难他者的凄怆画面,将对他者的想象与责任重现于文字叙事之中。
当小说首度描绘伊拉克难民时,作者并未正面详述排成长龙的难民弃城而逃的场面,却勾画了几乎万人空巷的城景:“路上已经几乎见不着多少人。只有几个老人,弓着背,拄着雪松木拐杖。”[6]20视觉缺席的微妙摹写不单为读者呈现了满目疮痍的景象,亦影射了官方图像中他者匿迹缺席的定势。此外,小说以简述的方式提醒读者,难民在四天前仓皇逃难的事实,引导他们在他者消隐殆尽的画面中思忖他者的真实存在与苦难。
随后难民在小说中的出场更被点染了深邃的视觉与伦理意旨。“远处突然出现了许多小火堆。那些火堆连同城里稀疏的灯光,远远望去,仿佛划过夜空的流星雨。”[6]95如此美妙的视觉画面便是巴特尔与其他士兵眼中的难民景观,恰如美国政府与民众对待伊战图像的一贯方式,表面和谐的画面与闭合被动的观看令他们全然未觉他者的实际困境。直至默夫言及“城里的人肯定全都逃到山上去了”,主人公方才想起“纷纷逃离塔法”的难民,突然意识到了他者的存在,进而展开对难民的想象:“我想象那些人正耐心地等我们……离开他们的城市”,“想象等到交战结束,他们就会回来”,“冲洗门口干了的紫褐色血迹”。正是在这一想象中,巴特尔开始聆听到在“火光摇曳”的画面中,“隐隐传来阵阵恸哭声”,体悟到这应是难民在“为死去的亲人痛哭流涕”[6]95。
小说行文至此,他者悲悼的嘶喊与哭泣令起初唯美的画风越发显得荒唐讽刺。他者的苦难不但一举撕破了浪漫图像的幻影,并且将自我对他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带至读者面前。此时,巴特尔“确实听到”而且“不能不听”的恸哭声[6]95,恰象征了他者对自我的显现,昭示了自我在他者的“要求”“质询”与“召唤”下负有的不可规避的责任[12],微妙呼应了列维纳斯借由他者面孔所阐释的伦理深意。
在巴特尔看来,赋予他者面孔伦理意义的关键,恰在于“领悟他者生命的脆弱性”[13],肯定他者生命的价值。然而在现实战争中,他者生命之脆弱已然被美国政府在正义论的庇护下一笔抹杀,令其沦为一种“豪无价值、无须为之悲怆的生命”,一种“可以摧毁的生命”[11]22。为了指引读者重新感悟他者生命的脆弱性,《黄鸟》借用巴特尔的视觉注视,描摹出他者惨死在美军扫射下的凄楚画面。
鲍尔斯不惜笔墨描绘伊拉克平民的罹难场面,并以表面中立、实则悲天悯人的笔触,为读者渲染了他者生命的脆弱与可悲怆性。作者特意选择了老人与孩子两种弱势形象,借用随风打转的“沙尘”、子弹激起的“团团尘雾”、“枯萎的花”与“红色”血印等悲戚文字,鲜明刻画出他者在战争暴力下横尸街头的视觉画面。其间增添的女童伤悼场景,更令读者顿悟他者之苦难同样有为之悲怆的亲人。藉此,原本在媒体图像叙事中泯灭的悲痛场面,情见于辞地显见为一个无助拖拽亡尸、渴望唤醒亲人、绝望轻吟挽歌的孤儿形象,将他者生命的可悲怆性以极具视觉张力的笔触,凸显于读者的视觉想象与伦理检审之中。
经由显现他者的视觉与伦理书写,鲍尔斯褪去了正义论对伊战的粉饰,并借助主人公之口直接揭露了美国战争伦理观的实质。“人是现实的动物,我们只会为认识的人感到悲伤。所有在塔法死去的其他人,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风景的一部分。”[6]139巴特尔从普通士兵的立场,以“风景”的暗喻,道明了美军对他者生命的真实看法。在现实主义战争观的驱使下,生命的脆弱性和可悲怆性仅限于“我们”,并不适用于他人。这种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区分,正是矫饰入侵战争的正义论的谬误根源,也是美国屡屡陷入膨胀自我、民族自恋之根本源头。
极为讽刺的是,鲍尔斯在小说结尾将美国例外主义的自恋情节,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式浮现于主人公的视觉想象中。巴特尔幻想默夫的尸体漂浮在“缓缓流淌的底格里斯河”,然后进入美国士兵的视线。“那名士兵不知道默夫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心想默夫肯定是跟他们无关的、另一场战争的牺牲品”,于是冲着“破碎的尸体”横加辱骂[6]251-252。身份的消隐令默夫当即沦为一个陌生的他者,一个美国不会负责、更不会怜悯的他国亡灵。至此,美军对他者生命的盲目敌意与轻视,在巴特尔的畅想与读者的阅读中不言自明。
四、结语
有学者指出,当代美国战争小说的“黄金时期”已正式来临,作为美国战争文学的一股新力量,伊战小说也已正式参与“当代美国战争文化的塑造与建构”[14]。《黄鸟》作为讲述伊拉克战争的后9·11小说,并非仅是一部展现士兵创伤的伊战作品,更绝非一部歌颂勇气与斗志的爱国小说,它向读者呈现的战争面貌完全迥异于美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对伊战的视觉与伦理塑造。事实上,作者鲍尔斯深谙熟稔官方图像叙事的各种伎俩,并利用浸染视觉张力的文学叙事手法,频繁消解美国政府在正义战争论幌子下打造的视觉武器。在文学叙事的视觉与伦理书写中,《黄鸟》不断与官方图像展开抗衡交锋,为读者道破“开战正义”“作战正义”的视觉和伦理幻象,并最终将屡遭罔顾的他者带入后9·11文学的伦理视野,将他者生命的脆弱性与可悲怆性带入伊拉克战争的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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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2004年出版的《论战争》(Arguing about War)第161页中,当沃尔泽论及伊拉克战争时,他为正义战争论又添加了一项内容:“战后正义”,是正义论中至关重要却发展“最不发达”的一个部分。